◎非遗保护不像造楼起屋，一朝落成就万事大吉，保护面临许多现实问题

◎普查不是问题的解决，恰恰让我们更进一步看到问题的存在，只有通过后续的研究、保护、传承，才能使普查成果得以光耀

◎积跬步而至千里，每一代人能尽己所能，让后来者尽可能地了解我们的文明，中华文化的传承才会绵延不息

从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至今，数年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日渐被广泛关注，受到支持。截至今年，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14.99亿元人民币用于非遗保护工作。今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成为我国非遗保护进程中的一个显著标志。

不过，非遗保护不像造楼起屋，一朝落成就万事大吉，它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比如，非遗保护虽受到各地重视，却无法保证其持续性与实际成效：根据上级通知大张旗鼓动员布置，雷声大雨点小的事情或为常事；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辛苦搜集的普查资料，最终成为堆在库房中尘封的资料，也不少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非遗保护者和社会各界的合作与支持。

保存也是保护

非遗普查是非遗保护的第一步，需要务实的“劳动”。与文化相关的普查、保护、传承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持之以恒的心理准备，投入文化工作的职业精神与对文化的内在热情，并能最终落实于耐心细致的工作。

非遗保护，最大的资源在一线。12册《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源目录清单》，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中悦带着他的团队，整整“校对”了8个月，从8万多条普查信息中筛选，与信息的报送者进行核对、确认，最终选入4万多条。篇幅所限，每条信息都只有最为简要的项目名称、地区、分类等，就像海面上的冰山，几乎每一座冰山下都潜藏着更丰富的内容。

这一点，赵中悦和他率领的团队是如何做到的？2008年，山西省非遗中心首先在襄垣县展开试点。在这里试点，就是要摸清，在山西“以县为单位开展非遗普查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具体普查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襄垣县的非遗试点普查，历时40天，发动了山西省非遗中心的全部工作人员，及该县1162名普查员与文化馆工作人员，搜集图片2万余幅，老剧本374本，项目信息近万条，普查信息表5000余份。

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襄垣县文化馆馆长张岳公有些担心，“这次普查成为我们与某些非遗的最后相遇”。非遗之所以被称为“遗产”，与面临的困境相关。在发展中，它们受到全球化、商业化等冲击，逐渐失去了原来世代传承的土壤，不少技艺后继乏人。另一方面，有些非遗被“开发”后，失去原汁原味。比如有些地方对原生态民族歌舞进行编排，虽看起来更合乎“现代审美”，却与最初要保护的艺术本体渐行渐远。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竭尽全力，将此时留存的非遗完整地记录下来、保存起来，不能不说是功莫大焉。可以说，保存本身也是保护。根据联合国“公约”，“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更在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保存，是非遗保护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项已经消失的非遗，如果能够通过当年的记录较完整地再现甚至被触摸，或许这份文化资源还能在文明传承中荡起波澜。积跬步而至千里，每一代人能尽己所能，让后来者尽可能地了解我们的文明，文化的传承才会绵延不息。

是结束更是开始

非遗，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存留。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单纯依靠数据、文字无法展现全面，它需要多种媒体合作。由山西省非遗中心及高校专家、省市县文化工作者以及志愿者组成的普查队伍，在该省集中普查的三年多时间里，共搜集线索20多万条，采录信息8万多条，采访并登记传承人8万多人，拍摄照片21万多张，摄录视频、音频资料各3000多小时。由试点经验总结整理成的普查“手边书”《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实用精要》，特意作了器材准备的详细说明：“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遗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在进入田野调查之前应准备好“必要的采录设施，具体包括：摄像机、数码照相机、录音设备、笔记本电脑、扫描仪等”。

这些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普查搜集的资料，该怎样保存？是成为一串串数字留在报告里，还是成为一箱箱光盘密封在仓库里？

张岳公担心：“开始时急风暴雨，收尾时草草收兵，结束后少人问津。”他认为，“一次普查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普查不是问题的解决，恰恰让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了问题的存在，只有通过后续的研究、保护、传承，才能使普查的成果得以光耀。”而赵中悦的设想是，基于普查资料建成数字博物馆，把普查的多媒体数据经过合理设计储存、呈现到网络上，成为专业人员研究山西非遗、普通民众了解山西非遗的在线场所。

实现这一点，困难不少。要将普查资料“升级”为数字博物馆，对普查资料的呈现效果、完整度等都有更高的要求。这要求工作人员再度深入一线补充搜集，让资料更完整，工作强度由此增大。

有限的人力、海量的资料需求与对资料质量的要求，制约着数字博物馆资料的充实进度。山西省非遗中心专精摄像的工作人员有限，在跟拍当地一项葬礼风俗时，不得不昼夜不休。对此，赵中悦认识清醒：“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是和普查时一样，需要一步步走。先集中力量，按照国家对非遗的分类，每个大类选择一个样板，把框架和范本做扎实、完善。以后，即使每年只增加一两个项目，也要把每个项目的数字化做到位，让数字博物馆一步步充实起来。”

正在非遗保护路上跋涉的山西省非遗保护中心团队希望，这个预计在明年年底初步与公众见面的数字博物馆，能为全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示范与借鉴。（人民日报作者虞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