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搞清什么是财礼，财礼的来源及财礼的权利义务双方。

财礼(又称彩礼)最早源于《周礼》，是西周时期一项婚姻家庭制度，即男家向女家提亲，男家备下礼物，请求女家收下，叫“纳采”，男家“问名”得吉兆，再备礼通知女家缔结婚姻，此后，才正式聘礼逞送给女家，即后来的订婚礼，叫“纳徵”，也叫“纳币”，“请期”后仍需备礼往女家。现在，法律虽没有这一规定，但民间仍延习这一风俗。就周礼而言，财礼源自缔结婚约，在过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然是男女双方父母产生的法律行为。那么男女双方父母即为权利义务的双方。而现如今法律提倡婚姻自主，缔结婚姻不应再听命于父母，是男女双方自己的事情，但财礼仍是民间一种风俗没有被丢弃。财礼是男女双方基于结婚的意愿由男方按习俗向女方赠送的钱物，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予。但在现实生活中缔结婚约的男女双方大多数在经济上不能独立，一切涉及婚姻的费用都是由父母来筹集，在财礼的运作上还是以双方父母为主体的。财礼是由男方父母所出，接受财礼的自然也是女方父母，同时也是由女方父母来支配和管理财礼的。

其次，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将缔结婚约的女方列为被告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婚约财产纠纷产生的基础是男女双方缔结的婚约，若无婚约即不可能产生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婚约在婚姻家庭的法律关系中并非一个法律术语，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民间用语，它只所以出现在案由当中，缘自它是形成一种财产纠纷的诱因。婚约的缔结或是解除都是民间的一种自由行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法律既不提倡也不禁止，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只就财产的数额、返还时间及返还人进行审查确定。如前所述，财产纠纷源自婚约，婚约的缔结人既是不可忽缺的双方当事人，即由缔结婚约的男女双方引起婚约财产纠纷诉讼。因此将缔结婚约的女方当事人列为被告是顺理成章的。

再次，由于民间财礼来源形成的复杂性，有些案件只将缔结婚约的男女双方列为当事人是不够的。

如前所述，男女双方经济不独立，财礼是由男方父母所出，女方父母接受并支配管理。由此男方父母可以作为权利人提出权利请求，这也是符合我国民法原则的。既使男方父母不提出请求，也不妨碍其权利的实现。因此司法实践中，男方父母可以不参加到诉讼中去。但就女方父母而言就不同了，往往财礼由女方父母支配，女方并无实际支配权，也没有实际支付的能力，因此很难保证权利人的权利得到实现，这就很有必要将女方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这是将女方父母列为共同被告的事实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而该条并没有明确规定索取的主体，因我国的民法典不仅是一部规范婚姻的法律，同时又是一部规范家庭的法律，因此，该法适用于家庭所有成员。这又为将女方父母是否列为返还财礼的被告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正是由于女方父母支配财礼，从而更说明财礼索取的性质。因此在此类案件中根据实际情况将女方父母列为被告是有法可依、有理有据的。对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主体及留置支配财礼的主体还可能是其他亲属，因此，也可将其他亲属列为共同被告。

最后，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对于何种情形才可将女方父母或其他亲属列为被告，要就具体案情来决定，不可一刀切。

第一，对于确属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女方父母或其他亲属。第二，女方对财礼无法控制且无能力支配，又无经济能力的。第三，女方另又婚嫁，婚嫁时没有携带该财礼，财礼仍留在父母或其他亲属处的。以上这些情况可将女方父母或其他亲属列为共同被告。除此之外要列其他人为被告要谨慎之。

对于此类案件，这样做有以下几点好处：

第一，有利于判决的执行，能有效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如女方没有实际支配管理财礼，且无履行能力。第二，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避免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如女方另嫁他人，而又没有携带财礼，可判决财礼实际占有人返还财礼，避免女方家庭出现矛盾。第三，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这样更能体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