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可能构成累犯。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主体。如：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当事人是单位主要责任人的，个人犯罪后，又通过单位犯罪的情形。

单位犯罪可能导致的宪政悖谬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也应该相信，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及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不至于直接实施犯罪从而使自己成为犯罪主体，但是从逻辑推论上来说，至少在立法这个层面上，并没有彻底否定他们成为犯罪主体的可能。因为根据《刑法》的规定，单位犯罪主体中的机关并没有限定于任何一级国家机关，因此，任何一级国家机关都有可能成为犯罪主体。《刑法》第30条中的机关，与国家机关应是一个意思，它是指以国家预算拨款作为独立活动经费，从事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的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具体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政党机关等。［1］557根据《刑法》规定，它们可以成为犯罪主体，或者说不能排除它们成为犯罪主体的可能。另外，假设某个国家机关的办事机构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在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那么根据《刑法》的规定，其行为应该构成单位受贿罪。而机关的办事机构只是相关机关的办公机构，不是一级独立的国家机关，其刑事责任究竟是由相应的国家机关承担还是由办事机构来承担从道理上说，国家机关的办事机构不应独立成为相应单位犯罪的主体，在一般情况下，单位的职能部门不是独立地进行活动，而是以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因而其行为应当视为其所在单位的行为。［1］559虽然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可能因此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单位犯罪的主体应为相应的国家机关。上述两种情况都就会导致极其荒谬的结论：相应的最高国家机关也可以成为国内法上犯罪的主体。而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相应的最高国家机关对外代表国家，对内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行使国家司法权等。让他们成为犯罪主体并承担刑事责任，与其所承担的角色完全不相符，也会使相应的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都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即使是地方国家机关成为犯罪主体，也是极其荒谬的，某个地方的人民可以处于被自己的国家所认定为犯罪的人的行政管理、司法管制之下吗犯罪人可以管理普通公民吗犯罪人如何以及应否行使国家权力这是否会产生严重的宪政悖谬这一系列问题，必将使单位特别是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的刑法规定产生逻辑上、宪政上的难题。

那么，能否直接在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的判决或起诉中不对国家机关特别是国家司法机关的犯罪行为不起诉或不判决，而像乌铁中院（全称为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的案件一样，即对本来可以构成的单位受贿罪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而只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对单位犯罪行为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刑事责任［2］在法院已经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以国际惯例或者法院今后将无法行使审判权的理由不执行刑法的规定是否合适如果法院可以此为理由将本应由法院成为犯罪主体的行为不遵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其他政府机关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即成为犯罪人（包括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后如何再代表国家行使对社会的管理权是否需要完全将国家机关从目前的单位犯罪主体中解脱出来笔者认为，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是宪政主义的第一原则。这一原则的实质是确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奉行法治。我国《宪法》也强调，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既然《刑法》规定了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国家机关就可以成为单位受贿罪的犯罪主体，那么有什么理由将法院、检察院排除在这一规定之外呢这样排除是否有违反法律规定之嫌笔者认为，类似于乌铁中院案的做法，同样是违反宪政要求的，因为它没有严格依照法律办事，而赋予了法院以超越法律规定以外的特权———在法律规定法院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情况下，排除其成为犯罪主体。

国家机关犯罪，其直接责任人员可能因此而被判处死刑。那么在此情况下，这个单位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一个犯了死罪的单位还应该存在吗如果不应该存在，那么这个国家机关承担的相应职能应如何行使政府的相应职能部门能够消灭吗这同样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在现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无论是否将国家机关作为犯罪主体来进行惩处，都会导致一系列的宪政悖谬，都会导致进退两难的尴尬困境与难以言说的困窘。

《刑法》第六十五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