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可指定有能力承担监护人义务的人和组织去照管孩子。而国家是儿童的最终监护人。国家监护是通过转移监护权实现国家和政府的监护，是对家庭监护的补充，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环境。民政部门要代表政府履行对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兜底责任。在紧急情况下，公安机关可以将未成年人带离实施侵害行为的监护人，就近护送至其他监护人、亲属、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并办理书面交接手续。民政部门应当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对因受到监护侵害进入机构的未成年人承担临时监护责任。以上就是监护人剥夺监护权的相关认定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为了利于被监护人的成长，是可以由司法机关根据自己的实际来指定监护的。对于剥夺监护权的具体情况，一般是需要由司法机关根据调查取证的结果来进行认定的。

如何让“剥夺监护权”新规不打折？

最高法、民政部等四部门昨天下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监护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及暴力伤害未成年人的，人民法院可判决撤销其监护人资格。（12月24日《北京青年报》）

在让法律出面干预家长虐童事件已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识的当下，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不仅回应了民意，也是对原先儿童权利救济体系缺陷的及时补缺，更是对长久以来孩子私有传统观念的有力纠偏。对剥夺抚养权的明细化，大大增强了操作的规范性；民警有权带走受害人、检方可以直接诉监护人等，更体现了儿童权益优先这个国际通行法则。《意见》的出台，更像是为孩子健康成长竖起了一道坚实屏障，令人期待。

不过，仔细琢磨《意见》，几个问题还是值得提出。比如，剥夺了施虐家长抚养权，接下来该怎么办？谁来替代他们抚养孩子？再比如，家长施虐情形是不是被所列七种一网打尽？

第一问似乎并不是问题，因为《意见》恰恰在这方面最用力。比如，让亲朋好友来替代，若不行则由村（居）民委员会、妇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再不济也会有民政部门兜底。但如此密匝的防护线未必就能让未成年人远离无人照顾、无人监护的风险。一者，所列出的都是潜在监护人不假，但有没有能力、是不是愿意照顾还真得打个问号。毕竟做一次好事容易，难在长期坚持，何况还牵涉到费用等非常实际的问题。而且即便愿意接手，也还有一个孩子本人的意愿问题，这也不能不尊重。二者，相关部门要兜得住底，不仅要解决场所问题，更涉及到人员以及无底洞似的疾病、教育等资金问题。配套的解决方案在哪里？

所列七种情形看起来很全面，但事实上依然还有不少可能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一份来自中国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总数接近61．5万的全国孤儿数目。事实无人抚养至少包括三种情形：一是主动放弃抚养权者。从司法实践看，这种案例不多，但并非没有，比如去年11月发生在深圳的全国首例主动放弃监护权的那位母亲；二是以种种借口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是一种似有实无的名分监护人；三是家长弃婴。弃婴岛之所以开张不久就传来收摊关门的噼啪声，本身就是一个争议。这三类人，排除确实无力抚养部分，更多的则是逃避责任的主观故意。这种冷暴力的精神折磨，不见得弱于肉体疼痛。这需要把他们从阴暗角落揪出并能在《意见》中做出明确定性，而不该无视或将他们忘记。

好的法律条规，需要周全考虑各种细节，需要社会配套的支持同步启动，需要与现实实现无缝衔接。如果明知道法规存在缺陷而不修正，那么，立法初衷再美好，其美好的愿景对孩子来说，不说是镜花水月，至少是打了折扣的。

2021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七条

依法负担被监护人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的父母、子女、配偶等，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应当继续履行负担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八条

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除对被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表现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指定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监护关系同时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