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年初，22岁的李-荣来到北京一装修队打工，与装修队的包工头王某达成口头协议后，他开始从事高空作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工作不到一个月，1月25日下午，由于绳索问题，李某从二楼摔到地上，导致下肢瘫痪。而包工头王某在支付了1300元医疗费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李-荣的哥哥李-毅借钱委托律师申请工伤认定，但由于没有劳动合同，只能先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因缺乏证据，劳动仲裁败诉；后诉至法院，同样由于缺乏证据而败诉。

无奈之下，李-毅找到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援助律师虽然想方设法为李-荣维权，但因缺少相关证据，目前赔偿仍是一纸空谈。

“劳动合同可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农民工一旦受到伤害，劳动合同就像他们的‘护身符’。”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王-芳说，“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超过九成的农民工处于非法用工状态，绝大多数工伤农民工无法得到基金的保障。”

觉醒后的艰难维权

李-荣工伤案中，李-毅从老家陕西往返北京三次，每一次交通费就需要150余元；律师为该案出去调查和开庭共11次，支出的交通费、给李-毅的借支以及律师成本有3000多元；再加上李-毅在一年多时间里支付的食宿费等，这一年就支出了约5000多元。李-毅打工时每天工资30元、每月工资不到700元，这5000多元是他近8个月的工资。

“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工作站并不少见。”王-芳感叹，“现在农民工维权太难了。”

“其实现在很多农民工都逐渐有了维权意识，我们工作站每天都会接到不少农民工打来的投诉或咨询电话。在我们工作站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一共接到7000多个求助或咨询电话。”王-芳说道。

调查显示，自2005年9月8日成立到今年3月15日，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办理的152件农民工工伤案件中，仅有14人签订了劳动合同，占总数的9.2%，且其中3人的合同还保存在用人单位处，并不在劳动者本人手中。工伤保险的参保率的情况也让人担忧，152人中仅有12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参保率为7.89%。

建筑工人刘某维权时发现根本找不到起诉的对象，“由于建筑工地都是层层分包、转包出去的，我们在起诉的时候由于找不到包工头，又没有劳动合同，立案难度很大。”刘某受伤将近两年了，维权对他来说依旧是奢望。

“在我们处理的非法用工的138个案件中，有包工头的就有55个，占总数的39.9%。农民工申请工伤认定时，因为没有与用人单位的直接关系而无法认定劳动关系，无奈之下，有些案件只能以人身损害赔偿为由直接起诉包工头本人，但这样的判决即使胜诉了，也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王-芳说。

一些不具备合法资质的非法用工单位，也更愿意招用农民工，由于农民工在求职时并不会有意识地辨别用人单位是否有营业执照，只要有合适的报酬就可以。这些单位也不为农民工上工伤保险，一旦农民工在工作中受伤，“黑工厂”的老板能躲则躲，能逃则逃。在非法用工的138个案件中，有18个属于这种情况。

即使是合法单位，非法用工的现象也同样严重。在138个非法用工案件中，除了55个跟随包工头打工、18个非法单位用工的以外，还有65个案件(占总数的47.1%)涉及的用人单位是合法的，与劳动者建立的劳动关系也是合法的，但劳动用工却是非法的，用人单位并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没有提供工伤保险。

田某工伤案中，田某为伤残八级，根据法律规定应得到约6万元赔偿金，但他为了早拿到钱做手术而选择了和解，最终只得了2.5万元的赔偿。

王-芳解释，维权的高成本使很多农民工不得不选择私了和解，以牺牲自己的部分权利来换取尽早拿到赔偿金。而且漫长复杂的维权程序妨碍了农民工主张权利，却使违法单位可以有时间转移资产，使诉讼失去意义或面临风险。

专家建议由社保基金先行支付

据工作站主任佟*华介绍，在工作站办理的案件中，有的因用人单位拒绝支付工伤赔偿金、农民工自己又无钱治疗或没有生活费，就想到了跳楼、吃药等方式自杀；还有的农民工要找人报复包工头或单位负责人。

佟*华呼吁，当务之急要依法将农民工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简化农民工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的程序，使农民工得到及时救治，解除其后顾之忧。

“有的用工单位为了应付检查，跟农民工签订劳务合同或劳务协议。事实上劳务合同是不受劳动行政民法典受理的，它属于民法，各种福利等缺少相应的保障。”佟*华指出，“执行不到位、没有硬性规定、劳动监管部门没有尽到职责，这些是导致农民工与用工单位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症结所在。”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一旦出现工伤，农民工将维权程序都走一遍的话，少则可能要3年9个月、多则长达6年7个月！这期间，很多受伤的农民工，因为没钱治病，就活活等死了！”佟*华主任沉痛地说，现行的工伤认定程序过于复杂，长时间的认定也会让农民在起诉的过程中承担更多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