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如实供诉与拒不认罪的区别是什么?

不如实供诉与拒不认罪的区别是：在量刑和审理的时间周期上会有所不同。被告人如果对检察官指控的事实和提出的证据进行抗辩，许多检察官会认为被告人“拒不认罪”，往往建议法庭对其适用较重的刑罚;相反地，如果被告人承认被指控的行为，较少与检察官对抗，检察官则认为其“认罪态度良好”，从而建议法庭酌定从轻处罚。

二、相关内容拓展

在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中，不同诉讼主体的诉讼角色、地位、功能和作用方面存在分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诉讼职能区分”。具体而言，参与审判活动的诉讼主体为了实现自己一方的诉讼目标，在整个刑事审判活动中固定地承担着各不相同的功能和作用，担当着不同的诉讼角色，并以此角色为界限实施具体的诉讼行为，发生复杂的诉讼法律关系。由于各方在审判中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不同，他们所实施的诉讼行为在性质、方向和目标等方面就具有了质的区别。

基于诉讼职能的差异，诉讼主体，特别是检察官和法官，应实施与自身诉讼职能、地位和角色相适应的诉讼行为，而不得实施与自身诉讼利益和诉讼目标相背离的诉讼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检察官和法官的诉讼角色不同，承担不同的诉讼职能，具有不同的诉讼地位和诉讼利益，因此，三者对同一诉讼行为的认识也会有差别。因此，考察一些检察官和法官以拒不认罪为由，从重处罚被告人的观点是否具有正当性，关键应看这种观点是否与他们所承担的诉讼职能相适应。具体而言：

1.检察官持“拒不认罪，从重处罚”的观点体现出其承担主动追诉犯罪的职能特点

检察官承担控诉职能，其职责是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处于刑事公诉人的地位，具有追诉犯罪的主观倾向。基于此，检察官的诉讼目标和诉讼利益是积极向法庭举证证明被告人罪名成立，针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有关无罪、罪轻的证据和理由予以反驳。“检察官具有追求有利于国家的裁判结局的心理基础和利害动机。

检察官一旦向法院提起公诉，一般会在心理确信被告人有罪，并会主动追求使被告人受到法庭定罪这一结果。很难设想一个检察官会在起诉后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做出无罪裁判。不仅如此，检察官与追诉活动的成功一般有着直接利害关系：追求‘胜诉’结果对于他个人职业的成功是一种有力的推动。法庭一旦对检察官起诉的案件最终判决无罪，就等于驳回或者否定了后者的控诉请求，这种‘败诉’结果对他个人而言，构成了一种挫折……”

基于刑事公诉人的地位，在开庭审判之前，特别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往往已经较多地接触了被告人及其他案件材料，甚至亲自进行了调查取证，讯问过被告人，对案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往往内心确信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基于此种“有罪”判断，处于与被告人对抗地位的检察官，对于被告人在庭审中的辩驳易产生抵触的心理，认为被告人在审判阶段的此种辩驳不是“如实回答”，而是“狡辩”、“抵赖”，属于“拒不认罪，且态度不好”，反映出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清醒认识，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主观恶性较强，因此不宜从轻处罚，而应酌定从重处罚。

此外，检察官作为国家和社会公益的代表，惩治犯罪主观倾向较强，特别是在许多有被害人的案件中，检察官往往在情理上同情被害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被害人的利益，因此，更容易将被告人“拒不认罪”的诉讼行为视为“悔罪态度差”，从而倾向于严惩被告人。因此，检察官认为被告人的辩驳行为属于“拒不认罪”，应予“从重处罚”的观点，是其主动追诉犯罪职能的体现，也与其自身和被告人处于直接对抗的诉讼地位密不可分。

2.对于被告人而言，被检察官称之为“拒不认罪”的诉讼行为是其行使辩护权的体现

与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相对应，被告人处于防御地位，承担辩护职能;其诉讼利益和诉讼目标是否认检察官的指控并积极举证证明自己无罪或者罪轻。刑事诉讼的开启，意味着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不利地位，其生命、自由和财产利益处于不确定状态，甚至人身自由已经受到了限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基于防御的本能，被告人承担辩护的诉讼职能，针对检察官的指控，被告人往往选择极力辩驳，否认检察官的指控并积极举证证明自己无罪或者罪轻。

因此，被告人总是处于与检察官对抗的地位，二者诉讼行为和目标存在冲突，其诉讼利益和诉讼目标与检察官正好相反。同时，由于检察官作为国家公诉机关的代表，其公诉权力的行使由国家权力做保障，这造成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诉讼地位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为了维护控诉和辩护相分离，实现控辩平衡，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法律应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基于此，处于控诉地位的检察官也应尊重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保证其充分行使辩护权;否则控诉和辩护的职能不能有效区分，刑事诉讼的公正性也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