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劳动法的调整对象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这样，就出现了“包工头”是不是个体经济组织、是不是用工者的争议，从而产生了雇佣和劳务关系的争议。

法律救济，过程有多长

农民工是个社会话题，伤残农民工更是个不得不说的话题。他们在四肢健全时就是弱势群体，当他们伤了残了，法律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份需要有勇气才能享用的菜单，他们面临的将是坎坷的寻求救济过程。

在程序上，一个农民工受伤了，他应该从申请工伤认定开始，治疗结束后，凭医疗终结报告，再申请劳动能力鉴定，然后向用工单位主张待遇。主张协商不成，提起劳动争议仲裁，不服仲裁，到法院诉讼，一审后还有二审，最后要执行。

这过程要多长？厦门市总工会法律与保障部部长陈永东说：“最快也要两年，如遇到对工伤和劳动能力鉴定不服申请复议的，省劳动厅半年才召集一次专家复审，这过程就要更长。”

专门为农民工打官司的周立太律师算得更加精确：“要1074天，也就是差不多3年时间，才能得到结果。”

这只是程序性的规定，还有更难办的是复杂的材料要求。劳动部门只接受有劳动关系的工伤认定。在很多情况下，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拿着工厂发给他们的“工号”、“胸牌”、“打卡纸”、“工作服”及“工资条”等，来证明他们的事实劳动关系。这些还是幸运的，有些伤残者，糊里糊涂地上班，什么证明也拿不出来，还没索赔，就面临不战自败的结局。

这个过程，令伤残农民工们的生存现状愈加艰难。

同样的伤情，不同的赔偿

伤残案件最重要的是赔偿标准，目前关于劳动的立法比较分散，更多的是各级劳动部门的文件，因此打这种官司还得先“入乡问俗”。

在厦门，存在同一地区适用不同的地方法规。在厦门本岛，适用厦门市人大制定的《厦门劳动安全卫生条例》。根据全国人大授权通知及全国人大办公厅复函精神，厦门市人大所制定的法规在厦门岛外实施时，如果与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相冲突，应适用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于是，岛内和岛外的同样伤情的“难兄难弟”，获得的赔偿也就可能不同。

厦门市中级法院民一庭法官柯雅玲说：“有时候，在同一份法律文书中，要引用地方法规、地方规章、政府性文件和劳动部行政规章，这些依据因立法的不统一及不完善，效力层次较为混乱，从而造成法律适用的相对随意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院判决的严谨性。”

法官还得经常面临“法律还不完善”的困惑。如有些伤残农民工的合理索赔主张（如一次性支付假肢更换费）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未获支持。劳动法的调整对象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这样，就经常出现“包工头”是不是个体经济组织、是不是用工者的争议，从而产生雇佣和劳务关系的争议。劳动部门也经常拒绝认定工伤，拒绝仲裁。最后，伤残农民工的伤“谁来负责、怎么办”等麻烦事，很多本来应由劳动部门完成的前置工作就转到了法院，各种矛盾也集中到法院。

更糟糕的是，有的农民工工伤后，因缺乏法律意识，没有保存必要的证据，到打官司时，往往因时过境迁难以寻找证人、证据，致使案情难查清。

法院判了，却难执行

厦门市思明区法院有一起农民工工伤的执行案件很有代表性。

唐晓辉是个外地人，在厦门没有固定居所，是从事装修的个体小老板，刘通田是他的手下工人。一次，刘通田在安装霓虹灯时，过于用力，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腰椎摔伤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一阵纷乱之后，刘通田被抬到了医院。作为老板，唐晓辉立即掏出了医疗费5000元，可是，5000元并不够，医院通知刘通田继续交款。这时，唐晓辉不乐意了，他说自己也没钱，接这个项目还没有1000元的赚头。为了能为刘通田讨到后续的治疗费，刘通田的哥哥替他将唐晓辉告上了法庭。在法庭，刘通田委托哥哥申请先予执行5000元治疗费，经合议庭裁定唐晓辉应先支付5000元给刘通田。唐拒绝。

于是，先予执行的裁定移送到了执行庭，执行庭接了案子，进入执行程序后遇到了难题——被执行人唐晓辉避而不见。

最后，法院执行庭托人给他打电话，说有个工程想请他做，经过一来二去的电话联系，他们终于把唐晓辉约到了。就这样，把唐晓辉“请”到法院来，又把他“请”到拘留所。至此，唐晓辉的女朋友才交执行款。

这是成功执行的个案。在更多时候，农民工大多临时受雇于个体户或包工头，这些小老板也是哪里有活往哪里去，相互间情况都不太了解。发生工伤后，有的老板只是给付少许费用将其打发回家。一旦受伤雇工将这些钱用完，再找老板讨要治伤费用则难上加难，告到法院，等到法院判决后，也很难说得清雇主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