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的腐败收益和极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大量贪官。为什么法治健全的国家贪腐很少，在于那些地方的官员虽有贪欲却能被严格压抑，因为有效的内部监督体系和外部媒体监督机制都在发挥作用。

从天堂到地狱有多远?这或许是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难题。

但在2011年7月19日，两个官员分别用自己的生命轨迹同时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天上午，根据最高法院的核准和命令，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和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因犯受贿罪，分别被执行死刑。这两个年富力强的官员，从曾经所生活和工作过的素有天堂美誉的苏州和杭州，同时跌入了地狱。从双规走到这一步，姜人杰花了近7年时间，而许迈永只花了2年。

最高法院核准认定，许迈永利用职权受贿1.45亿余元，姜人杰受贿1.08亿余元。两人的共同点：落马前都是分管城市建设的政府官员，都是利用城建和土地管理的权力大肆谋取私利且金额过亿。或许有人会问，对姜、许的极刑，是否意味着中国反腐提高了金额标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多名贪官的贪腐金额过亿却并没有被处死，包括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1.95亿元，死缓)、海军前副司令王守业(1.6亿元，无期徒刑)、上海电气前董事长王成明(3亿元，死缓)。仅从这一点来说，当前的反腐败刑事政策确有值得检讨之处。为什么贪腐1.95亿元的陈同海可以不死，而比他少贪数千万元的许、姜却必须死?要知道，对贪污腐败犯罪的刑事惩处，虽然有其他可以考量的犯罪情节，但犯罪金额毕竟是最重要的量刑标准。在这个标准上如果差距过于明显甚至过大，不仅对当事人不公平，而且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开展。因为这样的差异性执法会让很多官员产生误会：是不是只要有足够的关系，哪怕贪腐更多，也能避免最重处罚?如此一来，就会鼓励官员心存侥幸，在贪腐之路试探性地走得更远。

回顾近十多年来的反腐历程可以发现，中国曾经树立了多个死刑标杆———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受贿的500万元标杆、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的国家级领导人标杆。而这一次，许迈永和姜人杰在同一天被处决，我认为这是一个新标杆，也体现了反腐刑事政策的一个新动向———那就是高层重新祭起重刑主义，希望借此震慑腐败。

姜人杰和许迈永两案没有联系，执行死刑的司法机构，一个是南京市中级法院，一个是宁波市中院。即便最高法院的核准令在同一天发出，但下级法院只要在接到执行命令后一周内执行便为合法。可见，两家相隔千里的法院在同一天处决姜、许二人并非巧合。这样做，显然是有关部门希望营造规模处决的气氛，以此震慑贪腐犯罪。但问题是，贪官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人。他们有见识，有对抗能力，对他们来说，多杀一个和少杀一个，威慑力并无实质差别。之前一个个贪官在刑场上前仆后继，早就表明死刑无助于反腐。腐败泛滥的原因在于，极高的腐败收益和极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大量贪官。

我们常常从报端读到一些落马贪官的言论，称一念之差一生之毁。其实这不是假话。但问题是，从人性上说，每个人都有逐利的天性，共产党员即便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也依然无法免除趋利之俗。有贪欲念头正常，关键是如何遏制贪念，让一念之后不至于犯错，这就需要外部的有效制约力量。众所周知，贪腐源于权力，为什么法治健全的国家贪腐很少，在于那些地方的官员虽有贪欲却能被严格压抑，因为有效的内部监督体系和外部媒体监督机制都在发挥作用。

从天堂到地狱的距离，其实就是一瞬间对贪欲和念头的把握度。现在，已有官员从天堂坠落至地狱，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咫尺之隔的天堂和地狱之间筑起阻断墙。要建好这堵墙，关键有两点：一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让权力真正纳入到有效的系统监督机制中，让监督成为权力的安全阀和腐败的过滤器;二是尊重和保障民间舆论和媒体的监督权，让官员在舆论紧盯之下不敢贪、不愿贪，自觉止步于坠落地狱的悬崖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