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中考考试期间，交警部门禁止考点周围机动车随意鸣笛，将对违反鸣笛规定等产生噪音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禁鸣路段或区域违规鸣喇叭的机动车驾驶员将处以警告处分，并予以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一旦发现高考考点乱鸣笛的将一律严厉处罚。

高校校规的法律性质

高校校规即高等学校依据国家各类法律、法规，为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等工作正常运行而制定的一系列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规章制度。高校校规具有预先设定性、一定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但其毕竟不属于法的范畴，不具有法的全部特征，只是在合法的前提下，可被认为是对法律规范的一种补充或完善。究其性质，可从以下两个层面进行厘定：

（一）抽象行政行为

对高校校规法律性质的分析应当从准确剖析其制定主体——高等学校的法律性质与地位开始。综观海外各国，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大学的行政色彩相当明显。如法国明确将公立大学视为行政机关，而大学教师则为国家公务员；日本一直也是将大学视作行政机关；德国则将学校作为公营造物来看待，其管理是典型的行政管理，使用者若受侵害，应通过行政司法途径予以救济。我国沿袭大陆法系传统，大学性质多为公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第28条之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享有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位证书权，聘任教师及奖励、处分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与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基本特征，因而在性质上应属于行政权力或者公共管理权力。由此可以推断，高校是经国家法律授权的，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或者公共权力的事业单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1］这一结论在《教育法》的其他条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的相关规定中可得到进一步印证，且最高人民法院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一案的判决中明确指出：高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法律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发生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2］

高校校规因其具有针对对象的不特定性、效力的后及性与可反复适用性等典型特征，根据行政法学中关于行政行为分类的一般理论，当然应被归属于抽象行政行为之列。

（二）自治规章

如前所述，现代行政法治理念下，高等学校是行使公共管理权的行政主体；而传统大学自治观念中，高等学校则是享有广泛自主管理权的自治主体。大学自治观念一直以来强调学校与权力的相对独立，排除国家的过多干预，学术自由被认为是一种普适人权和公民自由权，任何人藉此得以自由地寻求真理并将真理传授于他人。为保障良好的教育制度，为维护民主之存在与发展，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都是必需的。［3］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宪法在规定国家负责教育的同时，还规定大学享有自治权力的原因。如意大利《宪法》第33条规定：确保艺术与科学自由及其教授的自由。高等文化机关、大学和科学院在国家法律所规定范围内，有权颁布自治规章。

在中国法律语境里，高等学校经法律、法规授权依法对其内部事务实行组织和管理，校规制定权是其自主管理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教育法》第28条、第29条明确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依照章程自主管理、依法接受监督。《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第53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由此可见，高等学校享有法律上的自治权力，其所制定的规则对大学内部的机构活动具有明确的规范性，是大学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接受监督的基本依据，也是我国教育法制体系的重要延伸，其性质应当定位于自治规章。

当然，这种自治规章不同于一般的行政规范。二者虽然都是行政主体所创制的行为规则，是法的必要补充，但后者主要是为了实施法律规范和执行政策，要受法之严格约束，制定、发布行政规范是准行政立法活动；而前者则主要是为了保证学校内部管理的科学化与有序化，尽管其亦必须以合法、合宪为前提，但基于高等教育之特殊属性，法律赋予了高校以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也使得校规更多地带上了自主、自律色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驾驶机动车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

（二）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

（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四）下陡坡时熄火或者空挡滑行；

（五）向道路上抛撒物品；

（六）驾驶摩托车手离车把或者在车把上悬挂物品；

（七）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八）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