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在重整程序中针对破产财产(包括担保物)的保全必须解除、执行必须中止——此时担保债权人无法变现担保物直接实现其债权。根据《暂停行使》一文的观点，这里的“暂停行使”只及于担保债权人的程序性权利(即变现权)而不及于其实体性权利(即优先受偿权)，这一主张颇有道理。但《暂停行使》一文更进一步主张，在重整程序开始前已经由担保债权人占有担保物的担保权以及债务人重新占有担保物会导致担保权丧失的担保权，都不应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七条而暂停行使——除非担保债权人的担保债务获得清偿或者担保债权人自愿接受替代担保。另处，担保物变现所得款项，“只能优先清偿担保债权，重整企业再缺钱也不能动用该款项”。以上主张固然用心良苦，但或有矫枉过正之嫌。

第一，《暂停行使》一文认为，如果在重整程序开始前已经由担保债权人占有担保物，那么“担保财产被移转占有后债务人是无法再继续使用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企业的生产经营不需要该项财产，故无需停止担保权行使”。这一主张无视(或拒绝)了两种可能性的存在：其一，担保物在重整程序开始后的市场价值可能高于其担保债务的总额;其二，破产企业因为继续经营或者重整计划的安排转而需要该担保物。在前者，允许担保债权人继续变现担保物，将会激励担保债权人操控变现程序、故意创造较低估值结果——这无疑间接损害了无担保债权人的利益;在后者，则可能因为过于绝对的预判而令管理人(或自行管理债务人)丧失对有价值财产的控制。

第二，《暂停行使》一文认为，债务人重新占有担保物会导致担保权丧失的担保权，其担保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可以继续变现担保物受偿。这自然保护了质权人尤其是留置权人的优先受偿利益，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留置物恰恰是破产企业继续经营的重要资产(如维修的飞机或长途货车)，而债务人尚无力完全清偿担保债权或提供令担保债权人单方满意的担保。这同样意味着管理人(或自行管理债务人)可能因为过于绝对的预判与过度刚性的规则而丧失对重整成功而言颇具价值的财产。

第三，《暂停行使》一文还特别强调“决不允许以重整需要为借口，将担保财产变价款变成企业周转资金”。这一主张以“担保债权获得全额清偿”作为例外的唯一前提，似乎太过严苛。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债务人能够持续维持生产、创造利润，并以之偿还担保物变现收益;担保物(尤其是可分割的担保物)价值远远超过其担保债务，部分变现担保物所得收益用于企业周转资金并不会影响担保债权人的完全受偿，或者债务人股东愿意另行为担保债权人提供充分担保时，就应当谨慎地允许管理人担保物变现款项的利用。

重整程序的立法目的以及独有的程序复杂性，与任何简单、武断或过度刚性的规则都不兼容。在复杂而又灵活的重整程序中，应当如何在担保债权的保护与限制中找到平衡点呢?

综上，破产法为担保债权人提供的保护，应该重在保护担保债权人的“价值性”权利，而不是其“处分性”权利。以“担保物价值是否能获得充分保护”作为“价值性保护”与“处分性保护”的分界线，能够比较理想地平衡保护担保债权人利益与实现重整效益两大目标。自然，在重整程序中继续允许管理人(或自行管理债务人)控制并利用担保物并不是想当然的常态，这一问题的答案仅取决于在重整程序中债务人是否能维持或补充担保物价值。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因为在实践中出现了侵害担保债权人优先受偿权的现象，就矫枉过正地允许担保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直接行使变现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