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遇到拆迁后，经查阅相关法规，知道拆迁需要《拆迁许可证》，所以在遇到拆迁时，就询问腾退工作人员，你们拆迁有拆迁许可证吗，村民得到的答复往往是：这是腾退（或者拆迁腾退），不需要拆迁许可证。村民翻阅书籍和上网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都是拆迁，没有腾退的政策法律依据，有的村民到北京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的网上查询系统中，查不到关于《拆迁许可证》的相关信息，现在北京集体土地上的村民拆除旧房屋入住新楼不叫“拆迁”，叫“腾退”。那么北京的拆迁腾退需要《拆迁许可证》吗？

目前北京的腾退补偿政策，在实践中，是不需要《拆迁许可证》的。北京地区自1993年以来经历了重点项目搬迁、绿化隔离地区搬迁腾退、奥运平衡资金用地搬迁、城中村搬迁等拆迁政策。因搬迁时期不同，所执行政策也不同。但是北京市政府和各区县政府以及乡政府在上述拆迁过程中，发现绿化隔离地区搬迁腾退政策，在实践中，最为实用，主要是对政府而言。因此目前北京各地的拆迁政策（即土地储备腾退政策）都基本上是参照绿化隔离地区搬迁腾退政策而制定的。

因为根据《关于加快本市绿化隔离地区建设的意见》（京政发〔2000〕12号）规定，绿化隔离地区搬迁腾退政策不适用于《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因此现在北京各乡制定的腾退政策都是参照参照绿化隔离地区搬迁腾退政策而制定的，所以在制定政策时，就没有规定比较“麻烦”的《拆迁许可证》。所以各乡在实施拆迁腾退时，也就没有《拆迁许可证》。

综上所述，在北京的拆迁腾退过程中，是不需要《拆迁许可证》的。

行政强拆拆迁许可证

现行的制度设计，政府是作为中间人，由拆迁人即开发商向政府申请拆迁许可，获批后由开发商实施拆迁。而成为拆迁主体的开发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尽可能压缩拆迁补偿，加快拆迁进度，致使部分地区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而按新条例，政府今后将被推至前台，开发商、拆迁公司则不能再参与搬迁。

拆迁许可证淡出舞台，并非说强拆就不存在了。有时强制拆迁是必须的，但前提是为了公共利益，且由人民法院来制约和监督政府，以维持博弈的平衡。也就是说，以后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要强拆必须先向人民法院申请。理论上，人民法院既非利益主体，相对超脱独立，执行程序应该更公正。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公共利益的界定。在土地财政当家的情况下，政府能否真正维护公共利益，取决于其能否超越自身利益。如果政府陷于自身利益无法自拔，公共利益只能是镜花水月。二是，司法是否独立，人民法院能否不受行政掣肘。而这一点，现实可能不容太过乐观。

如果说非法强拆乃至暴力拆迁事件，是一座阴森恐怖的大殿，那“行政强拆”就是支撑它的大梁，同时又是一根扎人的刺。如何拆掉这根梁，拔除这根刺，除了理论上的人民法院制衡，司法独立外，民众监督也必不可少。

那些披着“公共利益马甲”的强拆，也总是难逃民众的火眼金睛。因为对公共利益最有发言权的是公众。我们要让利益各方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通过民主辩论，形成共识。然后按照社会福利、整体收益最大化原则，或者说按照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原则，作出的决策才不偏离公共利益原则。

综合上面所说的，强制拆除房屋是必须要有合法的依据才能进行办理，而且这种行为也是不能使用暴力来进行解决，但如果公民的建筑有什么不合法的行为，或者是不履行其中的条款，那么必定就会接受到相应的处罚，从而更好的进行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