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上限；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统一年产值倍数，应按照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原则，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确定;按法定的统一年产值倍数计算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不足以支付因征地而导致无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应当提高倍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按30倍计算，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经依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征地补偿按当地人民政府公布的最高补偿标准执行。

有条件的地区，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可会同有关部门制订省域内各县(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实行征地补偿。制订区片综合地价应考虑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因素。

按照土地补偿费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户的原则，土地补偿费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合理分配。具体分配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订。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撤销建制的，土地补偿费应全部用于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

据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开展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表明，一些地方不顾自身实际，乱占滥用耕地，上一些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使很多农民失去土地。有些地方财政吃紧，就干脆压低补偿安置标准，甚至拖欠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费。在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中，全国共清理出拖欠、截留、挪用农民征地补偿费147.7亿元。目前，各地正在加大清欠力度。

征地补偿的改革趋势

交易主体

未来农民直接参与土地交易

在这次修改土地管理法的基础上，多名业内专家表示，未来，土地管理法还可能进行更多的修订，改革后农民可成为农村集体土地交易的主体，通过税收调节的方式，使部分土地收益成为地方财政收入。征地补偿姜明安教授称，土地管理法需要修改的地方，不只是补偿的问题，未来还要明确谁是土地交易主体的问题。目前，大量的土地搞开发，有的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依据现在的土地管理法，所有的土地都必须征收。姜明安称，未来土地流转应该是两个途径，其中20%—30%的搞征收，如地铁、高速公路建设等;70%—80%应该是市场交易，比如用于商业住宅开发、重大项目建设等。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杨遴杰也表示，征地制度改革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缩小征地范围，让农民可以流转自己的部分集体土地;二是提高农民土地收益的比例。不过，他更赞同缩小征地范围、让部分集体土地自由流转的改革方向。

利益分配

以交易税调节农民卖地收入

如果一亩地卖了600万元，是否600万元全部给农民就合适?姜明安教授称，改革也并不是这样的思路。在农民成为农村集体土地交易的主体后，将通过征收土地交易税，调节农民收入，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姜明安教授举例称，如果所有卖地的钱都给农民，政府就没有资金改善医疗、民生建设等方面，所以600万的卖地钱，征收土地交易税300万元，农民还是乐意接受的。这样的做法，减少矛盾，政府也有获利。

姜明安教授认为，目前政府垄断土地还导致了土地财政，并推高了地价和房价。他表示，如果允许农民成为土地市场的交易主体，多个主体之间有竞争，地价反而不会这么高，房价也就不会这么高。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重光也表示，农民交换土地，政府用税收的办法获得财政收入，就解决了财政吃紧的问题。对于如何征税，他称应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不光要考虑卖地农民的收益，同时要通过税收平衡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有的地方城市化发展快，农民卖地获益太高，也不合理。”

农民保障

农民城市化同步土地城市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XXX表示，未来土地制度改革的趋势，是要让失地农民有保障，让农民与土地一起实现城市化。

王XX表示，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修改，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必须遵守。首先，土地征收是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要保证被征地的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有发展。其次，要有更多的利益向被征地农民倾斜，在土地管理法修订中，要通过机制反映出来对农民倾斜利益。

王XX认为，过去集体土地的征收是各个地方制定的补偿标准制定，实行“一口价”，而一口价又是按照农业用地的价值来补偿，与实际价值相差很远，这是血拆和拆迁自焚事件多发的主要原因。制定农村集体土地补偿标准时，要将土地与同类、同区域、同时间段的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做类比，如果被征收以后被用作建设用地、重大工程，应该参考基本的建设用地的地价，将更大比例的收益分配给农民。

王XX表示，未来土地的城市化应该与农民的城市化同步。因为土地对农民来说不光是一种资源，还是一种生产资料，还有社保功能，要考虑如何解决农民失去土地之后的培训、就业、社保等，不能在征地后，将所有人员安置问题甩给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