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法律性质不同

反垄断法是经济行政法的一种，属于公法范畴；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知识产权法的一种，属于私法范畴。

2、立法目的不同

反垄断法调整的目的在于禁止限制竞争行为，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维护合法竞争的自由性，鼓促进经营者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目的在于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合法竞争的市场秩序，维护合法竞争的公平性，鼓励经营者积极参予市场的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的合法地位。

3、执法机关的不同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它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另外，自1994年开始的几轮机构改革中，均把反不正当竞争行为明确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一项基本职能，国务院2008年7月新颁布的“三定”方案规定再次明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等经济违法行为。

《反垄断法》第9条“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履行下列职责：…”；第10条“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以下统称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

4、规制对象不同

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关注市场上企业间的相互竞争行为，目的是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反垄断法关注的则是竞争者之间的协调行为，目的是防止市场上形成排除竞争或者严重限制竞争的局面。

因此，一个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行为，例如竞争者之间商定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因为这个行为没有损害任何竞争者的利益，从而不会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另一方面，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如假冒商标或假冒专利，这些行为因为不会影响市场竞争结构，不会减少市场上竞争者的数目，反垄断法也不会把它们视为是违法行为。

当然，反垄断法中也有一些关于企业市场行为的规范，特别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例如禁止这种企业实施搭售行为或者价格歧视行为等。然而，反垄断法制止这些行为不是出于这些行为不公平或者不正当（当然这些行为是不公平或者不正当的），而是因为这些行为会加强行为人已经取得的市场支配地位，从而恶化市场上的竞争条件。因此，反垄断法关于企业市场行为的规则只是针对那些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大企业。

5、所处地位不同

在反垄断法的调整过程中，国家是以公权所有者的身份出现，行使公权（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严禁国家以公权所有者和国有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参预市场竞争，在这里，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经营者处于服从地位。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过程中，除了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进行行政执法以外，国家只能以国有财产所有者的身份，以一个与其他市场参预者处于平等法律地位的普通经营者的身份，去参预市场竞争，在这里，国家与其他经营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二、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联系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都属于竞争法的范畴，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相互交叉，互为补充。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反对垄断，而不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企业就可能会滥用它们的自由竞争权利，随意侵犯其他企业的正当权益，或者侵犯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对限制竞争和反对不正当竞争是同等重要的任务。市场经济既然会同时出现限制竞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就会成为一对双胞胎，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市场经济本能和内在的要求。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不仅互为条件，很多情况下也是交叉存在。

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第12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这些行为之所以被视为不正当竞争，这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合理性，即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来说显得不公平。但另一方面，这些行为如果真正达到损害市场竞争的程度，行为人一般都占有市场支配地位。这些行为从而也可被视为限制竞争的行为或者垄断行为，受反垄断法的制约。我国台湾1999年修订后的《公平交易法》第18条（转售价格协议）和第19条（拒绝交易行为和歧视行为）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这些行为在该法中虽然被视为不公平的竞争行为，但它们同时也应被视为垄断行为。

平民主义的反垄断法

虽然《谢尔曼法》并不是平民主义的立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间，美国的反垄断法却带有强烈的平民主义色彩。具体来讲，就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不信任经济力量的集中，要求保护中小工商业的利益，给他们和大企业平等竞争的机会。反垄断法的平民主义倾向一方面受美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理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背景有关。［注释］本文没有详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总的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美国经济在世界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不存在生产过剩等经济问题，二是民权运动蓬勃展开，少数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关注。这两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效率在反垄断法中被忽视，而小商人的利益受到特别保护。［注尾］

（一）反垄断法的社会和政治理念

总体来看，大多数美国人崇尚个人自由，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集中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些美国人担心经济集中威胁到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危及自由企业和政治民主的存在。对垄断的警惕使各州都通过立法禁止任何垄断授权，反对控股型的商业组织。因此并不奇怪，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或其他国家最早制定出反垄断法。杜威（DonaldDeway）生动地写道：“反垄断法受到普遍欢迎并不奇怪。就我所经历和了解，这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完全合理的。我们醉心于两院制的立法体系、通过选举出来的人来管理的大学、拥有独立的排污系统的街区、自治的镇政府、大陪审团；我们通过普遍选举来决定验尸官和法庭书记员的人选，在州宪法中规定公园里有轨滑车的轨道宽度。这些制度普遍被认为是为了消解权力，它们无疑适合于分散决策。很少有人怀疑相对于必须牺牲的代价来说它们是否值得。”［注释］DonaldDewey，“EconomistandAntitrst：TheCirclarRoad，”inTheodoreP．Kovaleffed．，TheAntitrstImplse，Vol．

1、AnEconomicHistoricalandLegalAnalysis（M．E．Sharpe，1991），pp．103～125．［注尾］

美国反垄断法倡导竞争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倡导一种关于民主的和自由的政治理念。人们认为反垄断法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制度将促进多元主义、机会、自治和免于剥削的自由。［注释］EleanorFoxandLawrenceA．Sllivan，“Antitrst

RetrospectiveandProspective：WhereAreWeComingFrom？WhereAreWeGoing？”NewYorkUniversityLawReview，Vol．62，

1987、pp．936～952；HarryFirst，EleanorM．Fox，andRobertPitofsky，RevitalizingAntitrstinitsSecondCentry（QormBooks，1991），p．xvii．［注尾］另外，反垄断法还被认为应当致力于保护美国传统的社会基础。内战前美国是一个由众多独立农场主和小工商经营者组成的国家，近乎完美地符合杰斐逊式的社会理想。［注释］杰斐逊的社会政治思想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之一就是强调普通人的权利和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把平民主义作为一种典型的杰斐逊式的社会理想的延续。杰斐逊思想的核心是怀疑所有的权力行使，并寻求对权力的完全控制。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并主张平均主义。参见：WilliamL．Baldwin，MarketPower，Competition，andAntitrstPolicy（Illinois：RichardD．IrwinInc，1987），pp．62～63．［注尾］人们相信，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能够充分地实现机会平等、竞争自由和社会生活的健康活力。尽管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美好社会”的情结还是与美国根深蒂固的追求个人自由和经济民主传统一起延续了下来，并长时期地存在于反垄断法的发展过程当中，影响着立法和政策的实施。

（二）1950年的立法

1945年以后，美国的工商企业经历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兼并浪潮。但是与上个世纪之交普遍发生的大公司之间联合形成托拉斯不同，40年代发生的兼并运动大多是大公司吞并小公司。出于分散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目的，人们认为应该保留对经济活动的地方控制，保护小工商业。因此对小工商业的关注就成为1950年立法讨论的中心议题：为了保护小生产者和商人免受灭顶之灾，需要对各种托拉斯和更一般的经济权力进行打击。

1914年的《克莱顿法》和1936年的《鲁宾逊－帕特曼法》都有保护小工商业者的意图［注释］在批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的时候，威尔逊总统申明它们的共同目的是“使那些以小规模方式经营的人能和那些大商人一样自由地获得成功”，从而保证“美国人的才智和创造力不是由少数人领导”，而是“在多元化的活动中更加丰富”。LetterfromPresidentWilsontoRepresentativeOscarUnderwood，51CongRec．A1187，

1914、《罗宾逊－帕特曼法》保护小商人可以和大批发商获得一样的折扣，显然是为了在更有效率的竞争对手面前保护小工商业。有学者认为，该法在本质上是反竞争的。见Pitofsky，

1991、p．

532、［注尾］，不过最明显地想要保护一种分散的经济结构的还是1950年的《塞勒－凯弗维尔法》，即著名的《克莱顿法》第七条的修正案。在参议院的辩论中，凯弗维尔参议员直指问题的实质：“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就经济集中问题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难道我们能让国家的经济落入少数公司手中吗？这些公司的中心管理机构远离产品被生产出来的地点，人们的命运就被这些他们从未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人做出的决策所决定。难道我们不应该保护小工商业，那些在地方上经营、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企业？”［注释］RdolphJ．Peritz，CompetitionPolicyinAmerica：History，Rhetoric，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p．

196、［注尾］阿马托（GilianoAmato）指出，所有这些立法都是在用20世纪的语言来表达当年杰斐逊总统关于民主社会的理念。这样的一个社会由尽可能平等的、相互独立的小生产者组成，如此就可以避免财富的不平等和由此导致的权力分配差异。而在财富分配不平均的情况下，有势力者的权力滥用或不能独立的劳动大众的再分配要求都会破坏民主。［注释］GilianoAmato，AntitrstandTheBondsofPower（Oxford：HartPblishing，1997），p．

97、［注尾］

在研究这一段立法史的时候罗兹（StephenA．Rhoades）和伯克（JimBrke）认为，国会关心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保护众多的小工商业和维持对工业的本地控制；二是商业的高度集中可能带来政治方面的弊害；三是认为如果大企业控制了经济就会导致个人独立和创造力的丧失。［注释］StephenA．RhoadesandJimBrke，“EconomicandPoliticalFondationsofSection7Enforcementinthe1980

s，”inTheodoreP．Kovaleff，ed．，TheAntitrstImplse，Vol．

1、AnEconomicHistoricalandLegalAnalysis（M．E．Sharpe，1991），pp．311～384．［注尾］两位学者在剖析1950年修改《克莱顿法》第7条的意图时指出：“很显然，‘竞争’对国会来说意味着比价格、成本和产品创新更多的东西。”这对于法院也是如此。

（三）法院的平民主义立场

《谢尔曼法》在最初制定的时候就试图同时体现多重价值目标。在后来的立法和法律解释中，立法者和法官常常认为，经济、政治和道德价值可以通过打击集中的经济权力，保护小工商业者来实现。因此战后的20多年间，美国的反垄断法带有明显的平民主义色彩。

最高法院的平民主义倾向素有传统。鲁弗斯佩卡姆（RofsW．Peckham）大法官早在“密苏里运输协会案”中就表达了对“有道德小商人”的关注。他谴责铁路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剥夺了众多独立的、小规模的商人所提供的服务。路易斯布兰代斯（LoisBrandeis）大法官曾被称为”进步主义时代人民的律师“，他非常激烈地批评大企业的一切罪恶。最明确地在反垄断诉讼中支持平民主义立场的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法院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Hand）。在”美国铝业公司案“中，他在解释《谢尔曼法》的目标时说：”出于间接的社会和道德意义，《谢尔曼法》追求的可能是一个由小生产者组成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技能和个性获得成功，而不是一个被雇佣的大众必须听从少数人的社会。“他还说：”我们仅仅说了禁止垄断的经济原因，但还有其他原因，这些原因背后的信念是大的工业联合无论其经济结果如何，从本质上就是不好的……国会1890年的意图之一就是要阻止大的资本积聚，因为个体在它们面前处于无助的地位……在整个这些立法的历史中，对于它们的目标的一个不变假定就是要保存由相互之间积极有效地竞争的小的经济单位组成的产业组织形式，即使这样做要付出一些可能的代价。“［注释］UnitedStatesv．AlminmCo．ofAmerica，148F．2d416（2ndCir．1945）。［注尾］

由此看来，最高法院认为1950年通过的《塞勒－凯弗维尔法》是国会要求保护小工商业的明确表示就很自然了。1962年最高法院在《布朗鞋案》中对《塞勒－凯弗维尔修正案》做出正式解释。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Warren）在判决书中注意到了国会对公司兼并所导致的多种政治经济后果，并陈述了如下观点：“我们不能不认识到国会希望通过保护可靠的、小规模的、地方所有的工商业来促进竞争。国会注意到了在某些场合维持分散的工业和市场可能导致更高的成本和价格，但是它解决这种冲突的方式是支持分散经营”［注释］BrownShoeCo．v．UnitedStates，370U．S．294（1962）。［注尾］同样地，在后来的凡氏食品公司案中，法院称反垄断法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保存商业活动中大量的小规模竞争者来阻止美国经济的集中化”，“国会试图通过保护众多小商业之间的竞争把经济集中限制在起始阶段。”［注释］UnitedStates．v．Von

sGroceryCo．etal．，384U．S．270，301（1966）。［注尾］

与此相应的是对经济效率作为反垄断法之价值目标的漠视。虽然最高法院一直都承认反垄断法的多重目标，但是当在各目标间进行权衡的时候，法院经常限制或者否认经济效率的重要性。博克（RobertBork）指出：“多年以来最高法院要么贬低商业效率，要么认为它和反垄断分析无关，或者认为它属于非法性的一个因素。”［注释］RobertH．Bork，TheAntitrstParadox：AWarWithItself（BasicBooks，Inc．，1978），p．

274、［注尾］在“凡氏食品店案”中持不同意见的波特斯图尔特（PotterStewart）和约翰哈伦（JohnM．Harlan）两位大法官就批评说，法院的多数意见在趋于集中的产业建立了一个兼并本身违法的规则。无论企业兼并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政府总是赢”。这种反效率的偏见不仅局限于兼并案件，法院实际上认为经济效率因素不能为任何市场限制行为提供正当的理由。

这样的价值取向导致法律不是从经济生活和市场竞争本身的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有学者甚至认为，反垄断法不是作为一项增进国民总财富的工具来设计的，增加资源配置的效率从来都不是反垄断法的常规，也不是反垄断法执法的先决条件，经济效率只不过是反垄断的副产品［注释］EleanorFoxandLawrenceA．Sllivan，“Antitrst

RetrospectiveandProspective：WhereAreWeComingFrom？WhereAreWeGoing？”NewYorkUniversityLawReview，Vol．62，

1987、pp．936～952．［注尾］．这和人们现在对反垄断法的理解大相径庭，但却非常符合客观事实。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反垄断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