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护消费者“自由主权”是保险市场发展的核心

从保险市场的运营来看，它的循环过程涉及三方关系：保险监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保险公司及保险消费者。从保险市场运行的价值链源泉分析，保险消费者的需求是最为核心的环节。保险公司离开了消费者就没有根植的源泉。从这一角度出发，“保险市场创新就是创造有价值的保单”。保险市场运营必须把客户摆在第一位，保险市场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决于对保险消费者“自由主权”的引领与保护程度。它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如何让保险消费者认识到其“自由主权”？如何让保险消费者有效实施其“自由主权”？当保险消费者“自由主权”遭受侵害时应提供怎样的保障？这三方面的内容也可以概括为保险消费者的公平知情权、公开选择权与公正对待权。

（一）保险消费者的公平知情权

保险消费者的公平知情权表现在，由于在订立保单契约过程中，保险消费者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因而必须由提供保单的保险公司告知正确的信息。对此，保险监督部门负有监管责任。以保单现金价值为例，一般来说，正是基于均衡保费对保险费收取与死亡率成本的不一致性产生了保单的现金价值，而均衡保费正差异产生的精算基础并不为广大消费者所了解，从寿险公司的角度出发，为了实现更高的利润收益，完全可以不采取现金价值的形式在某些条件下返还给投保人。但是，为了体现供给双方的公平性原则，一般国家都会在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保险公司要在寿险保单中遵守利益不丧失条款，也就是不得剥夺投保人的纯资产，并且保险人要在保单中注明现金价值的年度返还标准。当然，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使保险产品竞争从单纯的价格战扩大到了其他领域，市场竞争本身和监管部门都确保了现金价值的存在及其为广大保险消费者所知情。联系我国保险市场以往出现的投连产品风波、分红产品风波，包括一度发展迅猛的银保合作中暴露的不足，根本症结在于未如实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公平知情权”。显然，从保险监管部门到保险经营机构对此都负有重要的职责，因为维持公正的经营方法既是保险监管的目的性，又是保险经营的出发点。

（二）保险消费者的公开选择权

保险消费者的公开选择权在于，应该尽可能提供多样化的市场竞争主体及其产品与服务，以便消费者从中择优选取，最大化满足自身的效用。理论上的这一推演有一个必要的前提，这就是保险消费者的理性成熟及保险市场上信息的正确披露。由于国内保险市场发展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不成熟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保险消费者的理性程度匮乏，保险业的诚信形象令人担忧。现实的不足条件制约了保险消费者的公开选择权。因此，必须就如何实现保险消费者的公开选择权提供有效激励，其一是倡导市场竞争，以竞争促进创新，带来多样化产品与服务；其二是完善市场透明度，提供正确的信息披露并严格失信惩罚。这两项原则的有效结合对于改变当前国内保险业的粗放式增长具有指导意义。

我们举以保险产品创新与消费者公开选择权的利害关系剖析。从保险业深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一般规律是，市场发展不同时期应该重视对创新活动不同层面的协调安排，尤其应基于业务发展与市场需求相吻合的特性进行考虑。从目前中国保险业发展来看，初级阶段的水平决定了国内保险业务正处于产品生命周期上升阶段，与此相适应，应该切实加大传统保险业务的推介（包括丰富产品类型与深入产品市场细分开发），而且这一阶段不宜进行价格战，因为前期投入的成本需要较高的价格予以弥补。但我们看到市场竞争相悖的一面是：国内各大保险公司不断宣称有新产品问世，彼此价格战也不断。到底是理论错了，还是现实掩盖了其另一面？对此作简单的分析后就会看到，国内保险公司所谓琳琅满目的传统保险产品，大多数是互相模仿而来，缺乏真正创新开发的能力（这表现在公司精算技术不足与数据库的缺失或不全，费率厘定与产品定价科学性不够），由于省却了大量市场研发与产品问世的投入成本，才会出现国内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升阶段中能够背离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而大打价格战，但这一做法很快在外资保险公司全面进入后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国内保险公司最终要负担本应承受的必要代价（象那些缺乏数据精算而推出的产品，公司在节约开发成本的同时必然要负担巨大的市场经营风险这一成本）。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内保险市场的创新发展尚有一个阶段演进的过程，在这期间，我们既提倡国内保险业经营贴近并熟谙全球市场创新变化的趋势，同时更重视并鼓励结合自身的发展特质与市场资源进行稳步的开发与拓展，这样做才有可能对保险消费者的公开选择权提供真正意义上的丰富与满足。

（三）保险消费者的公正对待权

保险消费者的公正对待权表现为，当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时，应该提供一种强有力的诉讼与保护机制。由于保险法在民法中的特殊地位，保险法在指导与应对有关保险纠纷的处理时意义重大，但我国《保险法》中有关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方面的规定过于笼统，这使得在实际处理合同纠纷过程中容易出现分歧。此外，《保险法》中就保单持有人如何有权通过监管机构或法院等法定的补偿机制，获得迅速的补偿并未作出相关约定。同时，对于建立其他补偿渠道，如公司内部争端解决机制、独立的仲裁机构等，为保险消费者提供费用低廉和快捷的服务这方面的工作更是有待加强。显然，推进这方面的法制建设与社会监督与协调工作，可以保障保险消费者的公正对待权，有利于增强公众对保险的信心和维持保险市场的高效运作。

二、把握“竞争与合作”机理是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创新应该属于企业经营活动的一种内在本质。它有两种促进机制：其一是消费者“自由主权”引发的需求型市场创新；其二则是“要素竞争导向”带来的供给型市场创新。后者在中国加入WTO后影响更为明显。以保险业开放为例，从企业形式、地域经营、业务范围到许可等诸多方面，我国对外都承诺了明确的时间表。这一开放进程中所涉及的服务供应方式具有多样化，包括自然人流动、跨境交付、商业存在、境外消费等不同模式，这样在开放氛围下国内保险市场各种竞争性要素流动异常充沛。由于各家保险经营机构要素投入方式、经营策略与竞争手段不尽相同，保险领域的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全面开放后的中国保险市场正面临全面而深刻的调整。

应对这一调整既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时也是难得的机遇。我们看到，国内各大保险公司为备战过渡期后激烈的市场竞争，正纷纷抓紧时机进行战略重组。以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再保三家为代表的国有保险巨子，正纷纷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与实施进行脱胎换骨式的组织与流程再造，并通过公开上市的方式参与国际化竞争。而平安、华泰、新华等股份制保险公司则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一方面积极吸引跨国金融保险集团入股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在国内加紧展开攻城略地式的市场扩张计划。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保险公司在全面开放条件下所做的市场经营战略调整，必须重视与把握“竞争与合作”这一运作机理与价值法则。具体表现为：

（一）国内保险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必须建立在共同维护与促进保险市场秩序与规范的基础之上

一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取决于其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体现最终要承载于该国微观运营主体身上。我国保险业在后WTO时代参与国际循环竞争中，众多国内保险公司为此承载了国人很大的希望与责任。但从国内保险市场经营现状来看，在有些经营领域与业务品种上出现了粗放式的价格竞争、片面追求数量规模的膨胀式竞争、不计成本与效益的短期性竞争等短视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市场经济运营中所要求的合规与理性，因而极易遭到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法则的惩罚。有鉴于此，国内保险公司应该高度重视这一事实，时刻提醒自身应切实履行为促进保险市场持续、健康与规范发展而应肩负的基本使命，这一目标的结果不应是“囚徒困境”中导出的纳什均衡，而应该是帕累托最优。在这其中，可以充分强调政府监管部门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一目标为保险监管部门对市场行为进行监管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二）在与外国保险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应该牢牢把握“竞争导向”的市场法则

全球经济发展到现在，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富可敌国的经营资源使其获得可与国家主权相媲美的“经济主权”的称号。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地域的任何一处价值链的构建，都旨在贯彻其全球复合一体化战略，它对东道国经济地域的选择同样要合乎这一规范。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与外来竞争者的任何合作背后，都牵涉到全球范围内某一具体运营环节上的资源流动与重组的争夺与配置。合作者走在一起往往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支配这一合作利益能够延续下去，则在于双方必须强力维护并设法促进合作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合作特征可以概括为“竞争性融合”，它要求企业对内与对外的竞争视野应予以不断的变化，要求对合作所建企业的治理结构、人力资源、经营战略、市场营销等方面不断赋予竞争化的思维去思考，并适时进行必要的调整与配置。因为这是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合作，必然要面临未来更为激烈的第三者的“后发优势”的赶超竞争，而且资本合作的意志在于真正贯彻执行“竞争致胜”的市场机理，否则，合作双方总有一天会分道扬镳。由此，保险公司对外合作中必须对合作的竞争危机意识保持高度敏感与反应。从这一角度我们审视目前国内掀起的合资、合作热潮，从华泰财险公司引进第一大股东美国ACE集团，到汇丰斥巨资入股平安保险，以及AIG国际集团购入PICC的战略法人股等举措，可以想象，上述采取各种形式合作的公司，必然要历经脱胎换骨式的战略调整（考虑到以各种形式进入、影响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因素），企业的阵痛在所难免（象来自股东治理方面、市场监管方面、社会投资人方面的压力等），而这一切的根本，正是中国保险业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为更好贯彻“合作式竞争”的市场运作机理而不得不承受的一种变革代价。但这一变革代价的珍贵意义在于，通过这一方式可以让国内保险市场上各种竞争肌体细胞一个个都健康发育，最终促使中国保险业整体焕发全新的生机。

三、重建社会诚信是保险市场发展的基石

目前，导源于国内整体社会信用文化制度缺失而产生的经济发展瓶颈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从而在各个层面上掀起了重建社会诚信体系的浪潮。从市场经营的本质去理解，信用或诚信其实是一种“社会资本”，后者的含义是指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分不开的，而该种网络是大家都熟悉的，得到公认的一种体制化的网络。显然，按照这一定义，诚信所具有的特征应该是一种得到社会化公认的、较长期的、但又需要不断进行维护与投入的资源集合体。在以贯彻“最大诚信”为首要原则的保险业中，诚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保险业经营的一种竞争力要素，即内嵌在产品服务之中基于共同利害关系的取向而将给公司经营带来持续利润源的一种投入。我们以保单的交易事项来分析，投保人购买的是一种承诺，用现在确定的支付（保费）来换取未来不确定事故发生时的给付（保险补偿）。从投保人的角度来看，可以保障其交易合法性的依据在于保单这一契约。这里，保单法律契约的背后，尤其是跨越相当长时间段的交易承诺赖以实现的基础就是其中内嵌的社会诚信资本要素，显然，在诚信这一社会资本要素的维持过程中，它所依附的一个体制化网络的有效运营包括了保险监管部门、保险经营机构与广大保险利益相关人的不断投入与精心维护。这种投入既包括法律与政策威慑下的影响，也融合了各种社会习俗的良好秩序与氛围，甚至包括社会观念与意识的普及。

国际保险学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帕契克·肯尼先生指出，诚信是保险市场的生命。他说，有时，因个别公司某些设计低劣的产品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往往会波及整个行业——迫使许多公司调整业务，重新设计产品，向投保人退款，并要承受来自监管当局和媒体的各种压力。所有这些都要花费大量开支并有损于公司和整个行业的声誉。再者，那些销售利率敏感性产品的中介入也将接受调查，他们的道德水准因此成了问题。许多人为此丢掉了生意和同顾客良好的关系。因此，对市场行为的监管是十分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监管部门应随时进行检查。与此同时，保险公司也要信守承诺，如果做不到，就会产生许多不幸的后果。

由于保险经营环境中存在着各种逆选择与道德危险，保险业经营本身的特性（需要进行时间与空间的风险集合平衡）要求诚信这一特征内嵌于交易过程的各方，否则，极易由于危险体的过分集中（诚信缺失对危险空间分散机制的影响）与交易的风险保障程度不高（诚信缺失对跨时间段的交易保障的影响）而对保险经营产生重大打击。在这一新的观念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重建社会诚信浪潮对我国保险市场发展所提出的变革要求：

其一是必须尽快建立健全保险业微观诚信经营的秩序与规范。目前中国保险市场发展中不少矛盾集中体现在诚信这一社会资本的缺失上，由此产生了各种保险纠纷，涉及公司信誉危机的出现、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无情选择等等。显然，重视并对“诚信”这一社会资本的功用进行充分引领发挥，利用其内含的信用要素的强大聚合力与持续惊人回报特征来完善我国保险市场经营主体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重要作用。

其二是大力创新发展责任与信用保险业务，以此为契机，加快对我国法制化建设的工作推动。诚信这一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与法制环境的建立与健全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的更高形态的发展依赖于彼此交互融合与促进。作为诚信的具体表现形式，责任与信用保险的发展本身有赖于法制环境建设的完善，同时也对法制环境的进步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法制逐步完善的基础上，社会道德意识与公民责任理念会得到更有力的提升，这将引发保险公司经营层面与发展阶段进入更为高远的境界（信用与责任险的需求极大满足与产品创新不断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明显表征），而这一阶段社会诚信资本的运营，最为鲜明的特点是能够实现巨大的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的统一。显然，社会诚信资本在这一阶段的作用，同时也符合保险业发展融商业经营利益与社会保障管理利益于一体的产业发展属性。正是基于这一意义，当前以及今后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思路与结构调整应该努力促进“社会诚信资本”的不断发展壮大，切实督促各类保险市场竞争主体履行诚信经营，加大市场行为监管过程中对诚信投入的要求与规范，从而确保“诚信”这一社会资本内嵌于我国保险市场经营发展的基础特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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