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二审终审后还可再审，相关规定如下：

1、当事人不服生效判决，可以依法向终审法院提出申诉，申诉人对驳回申诉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诉，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不服已生效的刑事判决（含二审判决、裁定），可向原审法院或其上级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申诉期间，原判决、裁定继续执行；

2、二审终审后可以再审，但是需要满足当事人发现有新证据或新的事实等足以推翻原审的判决或裁定的，或者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原审程序存在违法的，可以申请再审。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申诉人应当到法院递交申诉书及其相关证据材料，刑事案件的申诉程序：

1、申诉人可以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

2、申诉人应当提交材料；

3、审查法院，申诉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4、申诉人对驳回申诉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刑事案件二审后还可以和解吗

刑事案件二审后还可以和解。

对第二审自诉案件，必要时可以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和解。调解结案的，应当制作调解书，第一审判决、裁定视为自动撤销；当事人自行和解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自诉，并撤销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

哪些案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一）未成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可适用刑事和解

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给予特殊、优先的保护是各国法律都予以遵循的一个原则。作为世界法律通行的原则，早在1989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就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予以优先保护，即“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而1990年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再一次指出：“我们在此庄严承诺，对儿童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及对他们的保护和发展给予高度优先。”并强调“提高儿童福利必须是非常高度的优先。”因此对未成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乃是非常有必要。

（二）七十岁以上老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可适用刑事和解

对于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刑事犯罪，我国新修订的刑法第十七条就已经规定了“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法这样的规定是一种文明和人道主义的体现。从现实情况而言，年逾七十者，其人身危险性已大大降低，因此对七十岁以上老年人的轻微刑事案件亦可以考虑适用刑事和解。

（三）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不可适用刑事和解

所谓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特殊性，国家工作人员乃是法律赋予职权行使公权力的人员，法律赋予其行使公权，就意味着其必须对国家的委托忠诚和诚信，而不可违背国家授予其权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权谋私。

根据国家权力理论及天赋人权的概念，公民组成国家是将自身的管理权限和防卫权让渡给国家集中行使，而国家通过法律的规定将公权力授给公职人员，让公职人员管理国家，行使权力为社会和人民提供服务。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显然已经与这个初衷背离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必然放任国家公权力不作为、乱作为乃至以权谋私，不利于法律赋予其权力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和原本。

另一方面是因为职务犯罪的案件侵犯的乃是公共法益。作为刑事和解，强调是的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达成某种妥协和让步，犯罪嫌疑人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被害人的谅解，以达免于起诉、逮捕和审判的一项刑事制度。而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即社会公益和国家并无特定的授权主体和委托人，因此在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刑事和解无法进行操作，而且一旦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放任刑事和解，必将导致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严重损害，因此，我们认为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中不宜实行刑事和解制度。

（四）熟人之间的案件可适用刑事和解

法律对于熟人之间的某些案件已经明确规定要予以从轻、减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项就明确规定了“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按此精神，对于熟人之间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无可厚非。且熟人之间亦常常受到伦理、道德、情义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的调整下，可以尽量少用或者不用刑罚来控制、预防犯罪，这种社会效果有时甚至比用刑罚换来的社会效果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