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原告刘某之父于1952年入赘改姓名到刘家生活，后因病去世。刘某打算将其父与其先前去世的母亲合葬，刘父的侄子王某却要求将刘父在原籍安葬，双方因此发生纠纷，王某愤而拒绝参加刘父的葬礼。刘某将其与其母合葬的当天晚上，王某竟到该坟地扒坟，撕毁盖棺布，将刘父的骨灰挖出并带回家供放，把棺材和陪葬的衣物置于墓地周围，刘某闻讯后痛不欲生，多方打听方得知系王某所为，且该骨灰现在王某家供放，遂和乡司法所同志一起与王某达成调解协议：

1、刘某向王某赔礼道歉；

2、赔礼道歉的次日，刘某同本族的几位长辈一起将其父骨灰接回。刘某依约向王某礼道歉，王某却拒绝归还骨灰。刘某无奈只得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某将骨灰按原状放回墓地，赔偿其精神损失2000元。

分歧对被告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有几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侵犯了死者的名誉权，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理由是公民死后仍享有人格权，按中国传统风格，刘父的骨灰受到侵犯，则死者不能入土为安，其社会评价也因此被降低。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盗窃、侮辱尸体罪，应驳回原告的民事起诉。理由是王某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客观上秘密窃取死者的骨灰，损害尸体的尊严，伤害死者亲属的感情，在当地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应以盗窃、侮辱尸体罪通过法定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定盗窃罪，应驳回原告的民事起诉。理由是公民生前的身体为有体物，死后其尸体亦为有体物，属于继承人应享有的遗产。而王某以秘密窃取的方式取走骨灰并占为己有，虽然难以确定该骨灰的价格，但侵犯的标的特殊，应认定为情节严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第四种意见认为，本案不属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理由是骨灰不属于财产，不存在侵犯所有权的问题。本案系双方对安葬地点的风俗习惯理解不一致引起的纠纷，不属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引起的民事纠纷。鉴于王某的行为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可予以治安处罚。第五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侵害了刘某对其父骨灰的埋葬、管理权，造成刘某精神痛苦，具备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应判决王某承担侵权民事赔偿责任。笔者同意第五种意见。评析前四种关于骨灰性质的意见，均不能正确解释骨灰的法律性质和在骨灰上所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

1、从王某私自取走骨灰的主观动机来看，其目的并非是要贬低刘父的人格，不具备侵害名誉的主观故意，且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价值观念，对刘父人格的社会评价并未因此降低。故可否定第一种意见。

2、骨灰虽然也属于刑法上尸体的范畴，但盗窃、侮辱尸体罪侵犯的是社会公共生活准则，而本案中刘某之父入赘死亡后应在何地安葬纯属风俗习惯，并无共同的生活准则。王某主观上没有任何亵渎死者灵魂的故意，而是认为将该骨灰迁至死者祖坟处能使死者的灵魂更好的得到安息，故本案不构成盗窃、侮辱尸体罪。

3、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产，并且需具备数额较大这一情节，而骨灰不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价格，其具有的利用价值也非严格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无法以具体的金钱数额来衡量，因此，骨灰不属刑法意义上的财产，王某的行为当然不属于刑法上的盗窃行为。第三种应定性为盗窃罪的观点不能成立。

4、骨灰能否成为民法意义上的物，其上能否存在所有权，第四种意见未能抓住骨灰的法律本质属性，不够准确。笔者认为，本案是一起侵犯死者亲属埋葬、管理权利的特殊侵权纠纷，下面从骨灰的法律属性入手阐述这一观点。骨灰是人的尸体焚烧后骨骼烧成的灰。除非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或利用价值，尸体一般是不会长时间放置的，都会由其近亲属通过尸体进行火化，然后对骨灰予以掩埋、播撒使其转化为其他物质形态回归自然界，或者仅留少部分骨灰作为对死者寄托怀念与哀思的一种载体。因此，骨灰是尸体火化后的唯一表现形式，可结合尸体的性质来思考骨灰的法律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