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涉及的是如何认识行政主体在行政协议中的地位或优益权（特权）。对此，大陆法系国家存在两种模式：行政自行解决与司法诉讼解决。“法国模式”强调行政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而享有优势地位，“德国模式”则持当事人地位平等观念。

在法国，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时，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特权可以直接采取诸如金钱制裁、强制执行、单方解除协议等制裁手段，而无需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而且，法国行政法院的判例还认为，行政主体的惩罚措施不以行政协议约定为前提。

德国则认为，一旦行政主体与相对人订立行政协议，就表示认可并接受其与相对人的平等地位，在协议请求权的实现方面也应如此。因此，行政主体的请求权不能以行政行为的方式加以确认，不得借助行政行为强制执行。除非签订合同时与相对人作出接受即时执行的约定，行政主体只能像相对人那样，向行政法院起诉。

2、我国在契约式行政管理上的实践起步较迟，学理上对于行政主体在行政协议中应否享有优益特权尚存争议。对此在立法上虽然还不够协调完善，但是基本上还是赋予了行政主体在行政协议中的一定特权。

比如，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行政主体就有监督土地的使用、因公共利益需要而提前收回土地等特权。然而，立法对行政协议履行纠纷应走什么救济路径则语焉不详。最为典型的有如《房屋征收与补偿》第25条第2款规定：“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这里对提起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性质的诉讼含糊其辞，引起极大的困惑与争议。

如果结合新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1项规定，那么应当理解为作为行政主体的征收人不履行补偿协议，被征收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被征收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的，征收人只能提起民事诉讼。这应该是前述走民事诉讼路径观点的重要法律依据之一。

3、然而，既然法律赋予行政主体在行政协议中享有优益特权，应该说，我国现行的行政协议制度类似于法国模式而有异于德国模式。因此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协议时，就应该像法国那样由行政主体直接行使其特权，强制相对人正确履行行政协议。这是行政主体肩负实现公共利益的使命之所然，是为保证行政管理目的的顺利实现所必需。

不过，这里的特权行使不应该是行政主体直接强制执行或者申请法院执行，而应该是先依特权对相对人作出与具体行政协议相适应的行政制裁决定。只有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制裁决定并依法送达决定于相对人，而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制裁决定的，才可以根据新行政诉讼法第97条规定进入非诉执行阶段。即视行政主体对该行政制裁决定是否享有强制执行权，而确定是自行强制执行还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相对人的概念及特点

行政相对人，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一方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例如，在药品监督管理关系只，药品监督管理机关是行政主体，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就是行政相对人；在工商管理关系中，工商机关就是行政主体，而作为工商管理对象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主体就是行政相对人。

在我国，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学中两个相对应的慨念，不是行政法律规范中的专门法律术语，但如同需要行政主体慨念以明确其行政职能主体身份和地位一样，也需要行政相对人慨念以明确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

行政相对人是行政法律关系中不具有行政职责和行政职务身份的一方当事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相对性之一，就是二者的法律身份及其权利义务内容在法律性质上的差别。行政相对人所包括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律身份和被管理者的法律地位角度去界定的。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表明其是人身权、财产权等权利义务主体而非行政职权主体，并接受行政主体的行政职能管理。因此，行政相对人只存在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

行政相对人是与行政主体之间具有特定行政法律关系的人，即行政相对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行为所针对的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相对性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行政相对人已进入某个行政法律关系中，成为该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被管理方当事人。行政相对人所应具有的普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地位与身份，只解决了可以成为行政相对人的资格问题，但并未解决现实生活中某项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到底应当是谁的问题。

比如，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与身份资格上讲，所有公民都可以是公安机关实施治安管理的相对人，但在公安机关实施的某个治安管理行为中，只有该行为所指向的公民是该管理行为及其所形成的管理关系中的相对人，而其他公民就不是该项治安管理法律关系相对人。因此，行政相对人是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一方当事人。

行政相对人是行政管理中被管理一方的当事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由于行政管理的领域广泛，行政管理的对象也很复杂，既包括公民个人，也包括各种组织，因而可以成为行政相对方当事人的有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