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国破产重整专指破产程序中的重整，因而它属于一项破产制度。

在西方尤其在英美国家，其破产重整既可发生于破产程序中，又可出现于破产程序之外，此二者构成了它们重整制度的双轨机制，并且同非破产型重整区别开来。

我国企业破产法只有限地规定了破产重整制度，也即通过重整原因与破产原因的等同化、重整程序破产化，破产程序外的重整由此失去了产生的可能性。

2、重整与和解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中被联为一体

在国外和解制度同重整制度尽管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它们有着各自的独立性，和解并不一定导致重整，重整也不必然要求和解。但在我国，情形则恰好相反：欲和解则必先有重整的意思表示，欲重整则必先有和解协议的达成。既没有离开重整的和解，也没有离开和解的重整。

我国破产法上和解与重整的这种关系，既有其优势，亦有其缺陷。前者表现在和解与重整可以相互促进，使各自的目的在合力的作用下迅速达到和实现。因为，重整申请的提出，增强了和解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并提高了它的现实性；和解协议的达成，促进了破产重整的顺利进行，并强化了它的可靠性。反之，若无重整意思的表示，和解的成功率也会降低；若无和解协议的让步，重整的难度就会提高。

破产重整制度面临的问题

破产重整在各国立法中有不同的称谓，在美国称作重组（reorganization）或恢复（rehabilitation），在法国称作司法康复（redressementjaiciaire），在日本称作更生，是指对无偿付能力债务人的财产不立即进行清算，而是在法院主持下由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协议，制定重组计划，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债务人按一定方式全部或部分清偿债务，同时债务人可以继续经营其业务。一般来说，当债务人企业具有破产原因或有破产之虞时，债务人企业、债权人和股东都有申请启动重整程序的权利，重整申请一经提出和被批准，包括有担保债权人在内的所有债权人都必须停止对债务人企业的一切诉讼和要求；在此期间，法院可以选任现任管理层或者具有经营管理能力的其他人作为重整人；重整人须提出重整计划，如果关系人会议表决同意或者法院批准核发计划，企业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由重整人按照重整计划继续经营，重整计划可以灵活地采用追加投资、租赁经营、整体出让、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达到挽救企业的目的，最终履行重整计划中的偿债协议清偿债务并使企业复苏。

（一）债务人可能利用重整制度执行不力逃废债务

因为重整程序的启动就意味着包括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在内的所有债权人诉讼和要求都将被自动冻结，而原企业经营管理层可能被法院选任为重整人，继续控制企业，继续经营，学者们将这类重整人称之为占有中的债务人，如果对这类重整人称之为占有中的债务人，如果对这类重整人限制经营的范围监督不力，则可能由于企业重整的公示信息的有限、企业外部的利害关系人的信息不对称，如果原企业管理层并不是真诚的想挽救债务人企业，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趁机剥离优良资产转移到法律上没有关系的暗公司，或者以获得重整资金的名义低价转让给关联企业；当重整失败转入清算程序时，还可以通过有限责任，在清算程序中逃避债务。这个问题在实行破产重整制度的美国也同样存在，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区联邦破产法官拉塞尔博士指出：可以清楚的看出，第11章程序（《美国破产法典》的重整一章）是迎合了债务人的需要，债务人可以从自动中止执行中获得收获，借以摆脱严重的经济状况所造成的危机。因此，债务人企业对启动重整程序维护自己的利益有很强的投机动因。另外，重整程序中法院具有较强的程序主导权，对选任重整检查人、重整人、重整监察人具有决定权，这些权力很容易在钱权交易中被滥用。如果我国法院对审查债务人是否具有启动重整程序的原因审查不严，对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不力，对重整债权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保护不到位，重整程序就很可能成为债务人企业逃避债务，拖欠债务的法律工具。

（二）重整制度对担保物权的限制影响交易安全

目前中国有担保的债权人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如果限制担保物权的行使而无相应的损失分担或消减机制，其直接后果是银行资产的风险加大。这样，银行必然提高融资成本和条件，在贷款方面更为谨慎，相应地必然会造成企业贷款难。这是一个两难选择问题。所以说，债权的保障是交易安全的基础，担保体系是债权保障的基本制度，担保物权在担保制度体系中是最安全、最有效地的债权保障措施，如果对物权优先于债权这一传统的民法原则强行突破，而没有分散担保物权失效的补救或补偿机制时，在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交易之间将自发的展开一轮为寻求债务秩序安全的博弈，也就是说，担保物权更安全或者远低于担保物权设定成本的债权保障措施，从而有可能增加因传统债务秩序被打破而重新寻求风险成本平衡增加的附加成本，对整个社会而言，债务秩序新的平衡无疑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对交易安全秩序造成了冲击。

（三）让债权人承担企业重整的社会成本和风险，有失公平

重整制度中强制程序的中止、别除权的限制、重整债权清算的限制，虽然有助于保全债务人资产的完整性，但已对债权人的权益造成了不利影响；加之，重整程序的分组表达方式和股东利益的引入，在增加重整计划通过的机率同时，也削弱了债权人对债务清理的自治能力，尤其是法院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强制通过重整计划时，甚至可能排斥债权的意志，使债权人缺乏债务清偿的心理预期，给债权人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性，如果重整失败，将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失，债权人实际上承担了重整企业逃废债务或者重整失败的风险负担，这对债权人有失公平。因为按照谁受益、谁负担风险和损失的公平原则，挽救债务人企业，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风险和成本应当由社会或政府共同承担，债权人可能是企业重整的受益者但不是受益者的全部，所以不能让债权人承担所有的重整风险和损失，而应当由社会或者政府共同分担这种社会成本和风险。

（四）挽救重整企业，有可能损害股东利益

目前中国股市上虚假陈述和披露虚假信息的丑闻不断，而且中国股市退市机制不畅，信息不透明不完全，人为操纵股市的情况严重，如果将来对处于重整状态下的ST、PT公司，像目前中国股市这样，在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不能及时退市、重整不成功的信息不能及时在股市上披露，反而人为炒作，将股市上的圈钱与重整制度的结合，其后果是其重整更容易滋生合法外衣下的信用黑幕，将重整的风险转嫁给处于信息弱势广大股民，重整制度的弊端在证券市场上就被扩散。此外，在重整程序过程中，由于股东对濒临破产的债务人企业也具有利害关系，主要表现在股东的红利分配权和剩余索取权，而且股东的参加可以为重整企业注入新的资金，增加重整企业复苏的可能性。但处于重整阶段的企业通常处于重整人的运作之下，重整人可以是原企业经营管理层也可以是其他的精通企业管理的重整计划执行人，而中国经营管理层侵犯股东利益和在股东侵犯小股东利益的案例屡屡发生，中国目前并没有建立股东派生诉讼使得股东能直接诉请法院保护公司利益从而保护股东权益，进入重整程序债务人企业通常都具有较在的投资风险，缺乏派生诉讼对股东权利保护的法律保护，股东监督重整制度运行的权利在我国成为了裸权，从而降低了股东注资挽救债务人企业的激励，不利于增大重整成功的机率。

（五）我国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体系的不完善可能导致重整制度承担过多防止职工失业的制度压力

一般认为重整制度防止经济组织的解体与倒闭的目的在于减轻工人大量失业造成的社会压力，因此有人认为重整制度的重要功能在于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诚然，减少工人的失业是重整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以通过企业的复苏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首先要保住企业才能谈得上保证就业，准确地说，重整制度在挽救措施的使用上以保营业而非企业为目的。申言之，将债务人的人格与债务人从事的营业分离，挽救的是债务人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内的活的整体，而不是为保住法律人格层面上的债务人企业，因此挽救措施在追加投资、租赁经营之外，还可以将企业整体出让、合并或分立等形式皆无不可，但企业形式的变更，职工的失业是在所难免的，为了保住企业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职工要下岗而进入社会的。如果将重整制度理解为保证就业的制度将会使重整制度背上沉重的包袱，不能灵活地采用各种手段积极挽救困难企业。

（六）我国目前的司法状况和司法体制可能难以保证重整程序的有效实施

由于重整程序的技术性较强，而且自由裁量权范围扩大，加之重整制度的适用一般耗资巨大，旷日持久，牵连的利害关系人众多，关系重大，因而有可能出现重整程序被滥用的问题。同时，由于参与重整程序的企业通常规模较大，资产可能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债权人分布地域广泛，可能各地、各级法院同时受理了许多诉讼，并采取司法冻结、查封等措施，这对中国的司法协调机制提出了挑战。另外，目前我国行政干预司法和司法腐败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行政干预的不当介入和法官滥用司法指挥权将使重整程序沦为实质上的行政化操作，使重整制度难以完全按照市场化操作而背离制度建立的补衷。因此，如何防止重整程序在司法程序上被滥用，如何解决重整制度的启动与各地强制执行程序的协调问题，以及如何防止重整程序由于政府过度干预而失去制度建立的基本价值，也是我国在重整制度建立后必须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