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为了推动政府工作的公平性公开性，我国实行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对于日常工作以及经济支出等内容进行公开。但是有些时候，对于一些涉及国家以及政府或者是个人隐私私密的内容是进行公开豁免的。

一是国家秘密与工作秘密的关系。因为国家秘密在《国家秘密保护法》中有明确界定，而在地方工作中，还涉及不属于国家秘密但属于工作秘密的情形，是否也适用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情形，没有明确规定。在《条例》制定过程中，曾考虑明确工作秘密也列为不予公开的范围，但又担心在实践中会被滥用，最后未作表述，让地方参照国家秘密执行，具体操作难免法律风险。

二是商业秘密的界定问题。因为商业秘密的界定主要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里的表述：“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属于经济法调整范畴，已超出了行政法的范畴，不少行政机关认为超出了其业务能力，客观上影响了该不予公开情形的实施。

三是个人隐私的界定问题。个人隐私更是个民法概念，也超出了行政法的范畴，行政机关普遍认为，由其来认定个人隐私，不仅超出了其能力范畴，且法律风险很大。

根据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编写的《通往法治政府之路(2010—2012年研究报告集)》，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0.7%的被调查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人员认为，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缺乏明确的界定标准，导致应由谁来认定及如何认定难以把握，是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惑。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日本和英美等国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做法，即不以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为不予公开的标准，而是对可能涉及商业秘密、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都列入不予公开的范围。

日本《行政机关拥有信息公开法》将个人信息、团体信息列入不公开信息的范围，朱芒教授研究指出，“与个人相关的信息”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可包括个人的思想、信念、身份、地位、健康状况以及其他一切与该个人有关的信息。美国《信息自由法》中豁免公开的信息包括“个人信息、医疗信息与类似的信息”，个人信息与医疗信息的含义比较清晰，但“类似的信息”含义较为模糊。

1982年之前，对“类似的信息”的解释比较狭窄。在1982年“美国国务院诉《华盛顿邮报》”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从宽解释，认为所有“适用于特定个人”的信息都适用于本类例外。英国《信息公开法》也将“与个人信息有关的信息”列入不公开的范围。

笔者因此建议，立法修改时，将政府信息不予公开的情形，表述为：“属于商业秘密或者可能不当影响其市场竞争力的其他财务信息、商业信息;属于个人隐私或者可能涉及个人隐私而信息主体不愿公开的政府信息，避免因需要对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作出认定而带来的实施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