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符合法定要件

根据刑法规定，自首必须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项要件。

关于“自动投案”的规定，根据最高法《解释》和《具体意见》的规定，共有12种情况可认定为“自动投案”。具体如下：

(1)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

(2)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

(3)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

(4)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

(5)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6)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

(7)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

(8)犯罪后主动报案，虽未表明自己是作案人，但没有逃离现场，在司法机关询问时交代自己罪行的;

(9)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

(10)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

(11)因特定违法行为被采取劳动教养、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强制隔离戒毒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期间，主动向执行机关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为的;

(12)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情形。

此外，对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也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

以上表明最高法对自首中的“自动投案”采取宽松的态度。只要能体现犯罪嫌疑人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的，即可认定为“自动投案”。

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规定。首先，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需要说明的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认为并不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但是，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交待其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前科等情况，若因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等情况而影响定罪量刑的，将不被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其次，在犯数罪的情况下应区分“同种数罪”和“不同种数罪”具体认定。《解释》第2条规定确立了“余罪自首”制度。根据该条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可见“余罪自首”制度仅适用于“不同种数罪”的情形。

《解释》第4条则规定了：“……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以此“同种数罪”情况不存在自首情节的认定。该规定的理论依据是我国刑法罪数制度中并不存在“同种数罪”的情形，而《解释》有关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规定则是根据刑法第67条第3款之规定。

最后，在共同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同时根据《解释》第6条规定：“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换言之，一般共同犯罪案件中，已到案的犯罪分子除如实供述其罪行外还需供述同案犯，但不要求如实供述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即可认定自首。

2、自首行为的主客观一致

司法实务中，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必须查明其主观上是否有认罪、悔罪的态度，客观上是否能表现除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以及供述时能否诚恳地配合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主观上具有主动投案，积极配合侦查，对其犯罪事实能供认不讳即可，对其基于何种动机实施自首行为则可不必深究。

客观上必须表现出“言行一致”。如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在被抓获时虽声称已经打算或正准备去投案，但“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在犯罪嫌疑人身上、随身携带的物品、驾乘的交通工具等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的”，不能认定为自首。再者，“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也不能认定为自首。

最高法对自首的认定秉持相对宽松的鼓励态度。《解释》第1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即对被告人自首情节的认定应在整个诉讼活动中进行综合考察。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虽有前后反复，但只要能在一审判决前觉悟并又如实供述的，仍应当认定为自首。

3、作为量刑情节的必要性审查

根据《刑法》第67条第1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具有自首的事实系审判机关是否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选择性依据。换言之，尽管犯罪分子具有自首情节，但综观其主观恶性、危害结果的社会影响，法院仍可不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是否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此属自首事实作为量刑情节的必要性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