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观点的碰撞，我们也许可以对未来思考更多，以减轻全社会的决策成本。带着这样的想法，本报记者专访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林嘉騋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德文。

应该降

可以促进就业

林嘉騋毫不讳言：“现在来看，全国的就业形势比预计的还要困难。”

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林嘉騋说：“我将在两会上提议降低全社会最低工资标准，以减轻企业压力从而促进就业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

下调工资岗位能更多

华商晨报：降低全社会最低工资标准是否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这等于在满足一部分人就业权益的同时却在损害已就业人群的利益。

林嘉騋：我们说就业，那么首先得有业可就，在整个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提高全社会最低工资标准是一种对百姓的负责。那么在经济形势不好，尤其是由经济传导到就业上以后，适当降低全社会最低工资标准也是一种对百姓负责的态度。

从决策学上讲，任何政府决策都是有成本的，就业解决不好，失业再随之增长，经济形势趋于恶化，现有的就业群体同样会受到影响。

降低全社会最低工资标准是一条线，企业是否下调，下调幅度多少可以通过与员工协商来解决，这样企业的灵活度会大一些，压力与成本会降低，才会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下扩大经营性投入，就业岗位也才会随之增加。

华商晨报：具体如何增加岗位？

林嘉騋：农民工就业群体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成本降低对这种企业而言是目前最迫切的需求，因为这些企业现在面临的是生产还是倒闭的问题。降低用人成本，企业很可能就此存活下来，那么这个企业自身的岗位就不会消失。

另外，有了多余的钱，企业才能进行自主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当这一切上轨道，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之后，必然会需要扩大再生产，从而产生更多的岗位。

所以在考虑就业群体时不能孤立看就业群体，得把企业、就业人群、全社会承受能力、经济环境、政策等相关因素统一起来，所以现在我们把标准往下调一点，等经济和就业形势好转了，再把标准调上来。

“仓促扩招”造成就业难

华商晨报：如果把农民工就业难过渡到大学生就业难上，这二者之间在相同的难题面前是否有不同？

林嘉騋：应该说大的背景都和经济大环境有关，但深层次原因有着明显的区别，农民工是因为既定岗位需求降低了，而大学生是因为新增社会岗位无法满足大学生就业人数猛增造成的，这与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高校仓促扩招是有直接联系的，可以说仓促扩招是决策之过。

会增加就业压力

■专家建议

林嘉騋：引导农民工向中西部转移

林嘉騋提议，国家应加大对于中西部企业的税费减免力度，积极引导企业到中西部办厂，并将农民工就业区域由目前的东部沿海城市向中西部区域转移，以减轻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压力和城市压力。

“加快中西部地区开发可以使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渐趋平衡，而减免税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建厂的积极性。”林嘉騋说，“岗位有了，就业形势才会好转，扩大内需的实际效应才会显现。”

王德文：尽快出台失业统计制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仍然没有一套失业统计制度，这对于决策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来说，都是硬伤。”王德文说。

王德文认为，国家应尽快出台失业统计制度，全国应该立即建立包括就业、失业数量，人员构成，地区分布和工资水平等具体的数据监测点，定期汇总相关数据，为决策部门在决策时提供参考依据。

作为我国研究人口与劳动经济学方面的资深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德文认为：“通过降低全社会最低工资标准的办法无法实现促就业目的。”

解决就业得调整城市化进程

华商晨报：您为何坚持认为降低全社会最低工资标准起不到促进就业的作用？

王德文：最低工资标准其实是在划分就业人群的梯度，假设我们把全社会的最低工资标准下调100元，就等于说在现有全社会岗位数不变的情况下，又新增了一批满足这个工资梯度标准内的人群，这等于反相增加了就业人群范围，进一步增加就业压力；同样的道理，如果现在下调了，等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好转的时候再上调标准的话，等于又把这部分人群排除在了这个梯度之外，这样会陷入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对决策的科学性和持续性会有负面影响。

华商晨报：就您看来，现在就业难的症结在哪里，又该怎么解开这个结？

王德文：这一次受到就业问题困扰的主要是农民工。农民工对于岗位的需求有着很强的流动性，但就业的区域又和城镇职工差不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这种需求的流动性与就业地区的集中性是导致目前农民工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岗位数量与经济环境是客观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

破解这个结，就得改变我们现在城市化进程的思路，其实城市化进程不等于大城市的城市化，一些市镇更应该加快城市化进程，因为这些地区的生活成本、经营成本相对低廉，更适合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和生活。

缺乏对高等院校必要的竞争和退出机制

华商晨报：刚才您谈到的是农民工就业难，那大学生呢？

王德文：大学生就业难和大学生总量偏多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主要决定因素。高校扩招无可厚非，问题主要出在扩招后的教育投入跟进不足，一个导师带几十个学生，这种教育质量根本无法满足社会用人需要。比如办学自主性问题，一个高校开设一个课程需要道道关口审批，这又怎么可能让高校按照市场需求培养人才？

扩招带来了足够的生源，教育经费有了来源，又没有其他相关指标作为约束，这进一步恶化了高校培养机制的灵活性。归根结底一点，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里面缺乏对高等院校必要的竞争和退出机制，而在高校里面，又缺乏对于教师必要的测评和解聘制度，所以在看似升学率逐年高涨的背后，其实是大学生素质与能力的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