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高”一“低”群体的保障，仍是许多地方保障房政策与供给的短板。“高”，是指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低”，是指浮萍般寄居在城市、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广州今年投入保障房建设资金可能多达89亿元，建设4.3万套保障房。其中60%为公租房，缓解当前“夹心层”买不起房的困局；10%为廉租房、10%为经济适用房、10%为限价房。

住建部本周内将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签订《保障性住房目标责任书》，完成1000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的分配任务，并告知各种问责办法。“军令状”签订之前，各地纷纷传出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的消息。

不断传出的利好消息，无疑是从愁云密布的楼市间拂来的缕缕春风。2010年全国保障房任务是580万套，2011年是1000万套，而2009年全国商品住房的交易量也不过800万套，按这种速度，在不久的将来，保障房总供应量将高于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唱主角，不但公众剧烈的“房痛”可得到某种程度的缓释，社会福利水平、和谐指数也将进一步提高，因此住建部部长强调这不仅是经济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任务”，可谓切中肯綮。

针对由低到高的不同收入群体，从棚户区及危旧房改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到限价房，以不同梯级，建立分层次、多形式、全覆盖的体系，以满足不同群体多元化需求，是住房保障的大势所趋。只不过，需要保障的群体千差万别，情况因时而变，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制订、执行也当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审视目前各地的保障房政策与供给情况，除了土地供给、资金来源、建设意愿等大义外，仍有许多细节需要重视，如不同品种保障房的比例是否合适、保障覆盖面是否最大化、分配的公平如何确保等等。别的暂置不议，对一“高”一“低”群体的保障，仍是许多地方的短板。

“高”，是指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在整个保障房体系中，这是档次最高的一部分。“高不成，低不就”是人才在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动辄数百万的房价，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坎，而现行的保障房制度又难以惠及他们，使得他们“居不易”。人才留不住，城市发展堪忧，这是高房价的后遗症之一。有鉴于此，杭州、深圳等一些高房价城市，都曾推出人才安居房。如深圳规定，在深圳工作居住满3年的深圳籍人才，可按规定申请购买安居型商品房。而租住公租房或领取房补的人才则不受户籍限制。

毋庸讳言，广州或多或少也受到人才短缺的困扰。广州市人大代表崔书中日前表示，在高级人才方面，广州与北京、上海有相当差距。主要表现在：人才结构和布局有待优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匮乏，人才竞争比较优势不明显，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等等。广州要构筑国际人才高地，有诸多障碍需要清除，其中加大人才安居房的建设力度，为人才解决住房困难，让他们安居乐业，便是荦荦大者。

“低”，是指浮萍般寄居在城市、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许多城市分配保障房时仍以户籍为壑，这样的分配方式照顾到了拥有城市户籍的“内夹心层”，而忽略了广大的“外夹心层”，哪怕他们在城市寄居再久。随着楼价节节攀升，房屋租金水涨船高，这一阶层的居住需求的紧迫感日益凸显——民工难以安居，何来乐业？民工荒也就顺理成章。全国总工会日前发布报告，就建议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租房体系。广州于去年9月公布的《广州市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拟打破户籍界域，惠泽外来务工者。知易行难，实施过程仍有许多困惑有待化解。

总之，保障性住房既要数量，更要质量；既要建筑质量，更要管理质量，力臻物尽其用、用得其所之境界，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