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美法系国家，有谚云无证人即无诉讼，可见证人证言的地位的重要性。我国现行民诉法将它列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从理论上说，似乎不再值得讨论，而新近的司法解释，更进一步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其证言要经双方质证，才可认定其证据效力。这些规定，以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也无需作进一步的讨论。然而，基于对我国民众的素质的不信任，现行司法实践中，我们对证人证言的证据效力，是怎样来权衡取舍的呢?

事实上，我们很少能理性地对待它，很多时候，审判者均会很主观地排斥它，甚至无需控辩双方的质询、认证，法官往往就依职权将它们排除在有效证据之外。法官们似乎只相信书证的效力，总认为证人证言的主观成份太多，虚假的盖然性太大，无法与书证相提并论。往往在某些以证人证言为主要证据的案例中，会很随意地作出证据不足的判决。

在刑事诉讼中却不同，证人证言往往能发挥重大的证据效力，审判者很少怀疑国民的素质，当然，刑法中对作伪证的惩罚力度也大，此种信任，是建立在刑法的威慑之上。这样一来，同一个证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证言可能被采信，而在民事诉讼中的证言却很可能不被采信。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某人能证明犯罪事实的发生，却很难证明民事事实的发生，仅是因为其作伪证的代价不同，审判者即想当然地将他在民事诉讼中的证言排除在可信证据之外。

显然，问题出在刑法关于伪证罪的规定上，它将伪证罪局限于在刑事诉讼中，而将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伪证行为排除在外，而这种排除确实是荒谬绝伦，因为所有的诉讼都是为了实现实体法的价值，都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在任何诉讼中作伪证，听说医疗事故案例

。都是蔑视法律，危害了司法公正，都应该受到严惩。而我们竟然放纵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给民事司法审判带来不小的困难(刑法中规定的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要求情节严重，因此，该法条并不惩罚一般的伪证行为)。当然，尽管有这样的法律上的原因存在，却并不能免除我们在民事诉讼中轻视证人证言的责任。因为在民诉法中，证人证言仍是法定证据之一，因此我们仍然应该审慎地对待，因为并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要怀疑证人的可信，对于证词的真实性，应通过双方的质证来确认，而绝不应由审理者凭主观臆断而肆意否认。

上述轻视证人的现实，无需举例来论证，只要看看我们的庭审，再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庭审比较一下，就再清楚不过了。那种通过对证人的精彩的盘诘，而确定案件真伪的场景，在我国几乎是罕见的，而我们的法官甚至也不必重视庭审，似乎只要多翻阅案卷，闭门冥思苦想，就可以确定事实之真伪。而在这冥思苦想中，更多地是主观臆断，完全忘记了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

如果说对证人证言的效力还只是轻视的话，对当事人于已有利的陈述，则几乎完全否认其证据资格，也无需去辨别该陈述的真实性。事实上，很多民事纠纷，当事人陈述是唯一的直接证据，而基于对主观性证据不信任的基础，将这一类证据排除在有效证据之外，给民事诉讼的证明带来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证据包括：

(一)当事人的陈述;

(二)书证;

(三)物证;

(四)视听资料;

(五)电子数据;

(六)证人证言;

(七)鉴定意见;

(八)勘验笔录。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