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诉讼时效限制，返还财产的时效的起算点就是判决、裁决生效之日，返还财产的义务就成立，从次日起诉讼时效就开始起算。据作者讲，其观点也被最高法院的判决采纳。事实上最高法院关于无效合同(hetong)的诉讼时效问题也的确是采取否定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所主编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2年第一期关于深圳安益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机场综合开发公司合作建房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中，法官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对合同无效提起诉讼并没有时间限制，合同未经法院判决确认为无效时，当事人往往遵守合同，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只有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才发生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问题。故即使事隔多年，当事人就确认合同无效问题起诉，法院也应当受理并对合同效力问题进行确认，这里不存在时效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2004年7月，最高法院下达终审判决。最高法院认定，即使在合同应当或事后已经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已经履行合同的一方因对方不履行合同而要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的，其行使该项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亦应从合同约定的对方履行合同义务的期限届满后的次日起计算。五交化公司2004年4月要求合肥光银行(投资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已罹于诉讼时效。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在处理无效合同诉讼时效起算点问题时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二终字第38号民事判决适用的前提是，无效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而这种情况下，基于合同无效产生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合同有效时的合同权利在实体上有利益重合之处，也就是说，合同履行期间届满之时，无论合同是否有效，债权人都已享有债权请求权，且该请求权已经具备了行使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其理由在于保护当事人对合同的合理预期，合同虽然无效，但在债务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的情况下，债权人应当积极行使权利，使诉讼时效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该案不涉及合同履行后当事人又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请求返还财产等其他情形，所以，本案的判决理由仅对于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情况下，无效合同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05法民一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也写道道关于合同无效的请求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确认合同无效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实质是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当事人之间民事行为进行干预。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确认合同的无效的请求，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但是，也有法官表示反对的，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法官认为，一般而言，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而不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如认定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诉讼时效，则因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或以合同无效为由得以在无限的期间内随时要求合同对方实施给付行为，必将使其间的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有碍于社会流转的客观需求和民事秩序的稳定，有悖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旨。综上，无论从学理通说或司法实践，无效合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但对此问题，最高法院最好能作出明确解释或批复，以解决实务界在碰到此问题的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