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人格权由于其属性所致，其所受侵害的行为方式有其特殊性。一是大多数发生在商业或贸易（商事活动）领域，并由其竞争对手所致：如对商誉诋毁、盗用商业秘密、损害对方信用等，常发生在同行之间，因此通常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贸易法来调整；当然，新闻媒体也常常成为商誉和信用的侵权人，这时要考虑的是商事人格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二是主观上故意的情形居多。无论是未经允许使用他人姓名、肖像，还是冒用对方商号、仿冒对方商品，或者制造谣言、雇员泄露商业秘密等，多是故意所为。三是对商事人格的损害，既有侵权行为，又有违约行为，以侵权行为居多。相应地所适用的民事责任等救济方式也以侵权责任为主；违约责任的适用范围较窄，如雇员违反合同泄密的违约责任以及合同缔结过程中泄露对方秘密所应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另外也有人认为：未经同意使用他人肖像或姓名时，应构成不当得利。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包含了许多财产权进行保护的方式和特点，具有综合性、多种类并以财产权保护方式为主的特色。

首先，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通常不包括对精神利益的损害赔偿，不适用精神痛苦抚慰金的责任方式。法人是一个没有自然生命属性的社会组织，是一个它，而不是他或她，无血、无肉、无七情六欲。通常自然人的感情、精神，它是没有的。所以，不存在对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至于对精神含义的一般社会认识，只会人为地使问题复杂化。具体而言，法人的名誉中不含有精神因素，不可能受到精神损害。对政府等机关法人而言，社会公众或媒体对其在管理和统治方面的声誉的诋毁，不构成侵害名誉。因为这是宪法中言论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使存在虚假，被批评者也不能提起侵害名誉之诉；如果是阴谋推翻政府的话，则应承担相应的公法上的责任。事业单位法人和企业法人，对有关其专业和经营方面的诋毁，构成的是商誉侵权，不构成一般的名誉侵权，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自然人的名誉和商誉也应分开，对一个个体经营者的诋毁，有时会同时损害其名誉和商誉两种人格利益，这是侵权人既要承担侵害商誉的财产损害责任，又要承担侵害名誉所造成的精神痛苦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至于对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中包含经济利益的人格利益的侵害，通常也认为只适用财产损害赔偿的救济方式。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中所包含经济利益只有在被告擅自以商业目的进行使用的侵害方式下，才会造成损害，这种单纯的商业利用一般不会造成原告的精神损害；如果被告的行为中同时包含损害原告名誉、公开隐私的行为因素，会同时造成精神损害，这时可另行适用侵害名誉权或隐私权的救济方式，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其次，以财产损害赔偿为主要形式。维护商事人格利益的目的在于维护其无形财产利益。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的人格利益受损，往往意味着其有形或无形的财产损失，自然需要采取财产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这种损害赔偿制度虽然也适用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则主要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商标法、商业秘密法等特别法，并由此形成了商事人格权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些特点。在赔偿范围和数额方面，一是虽然仍使用按实际损失赔偿的原则，但这种实际损失已经扩大到间接损失的范围；因为商事人格利益受到损害不像有形财产受到损害那样，出现财产物的直接损毁或直接的减值等直接损失，其损失通常是通过这些受损害人格利益的获利能力的降低而形成的间接损失，如因商誉受损而造成的客户退货、解除合同等损失。二是可以适用损失额的推定计算方式。由于商事人格利益的无体性，它的实际损失额许多时候是难以确定的，因此推定计算方式就应运而生。三是可以适用法定赔偿金制度，在许多分割商事人格权的案件中，原告的损失和被告的利润都难以确定。为解决这一难题，司法实践中探索出了法定赔偿金制度：即由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的固定的赔偿数额确定侵权人的责任。其适用前提是已经造成了损害，但具体数额没有证据证明，而由法律或法院直接选择赔偿金额。这种方式特别适用于商誉、信用、商业秘密、商号以及人格商品化权等商事人格的损害赔偿。四是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

第三，普通的人格权保护只限于国内法，而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已扩展至国际法律规范。

商事人格权的转让与继承

普通人格权的专属权非常强，是不能转让、继承的。但是，商事人格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该原则的限制，允许相应的转让和继承。因为在商事人格利益中，那种非财产性的专属性极强的人格利益被淡化，而非专属性的经济利益内涵则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使得人格权的转让在一定情况下成为必要与可能。

（一）商事人格权转让的必要性

商事人格权的转让是人格权商业利用的主要形式，其转让的必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如果不允许商事人格权的转让和继承，就限制了对商事人格利益所可能实行的充分利用。以商号为例，如果仅限于自己使用，而不允许出资或转让于他人，则其财产价值显然不能得到充分展现。相反，通过转让会使其得到商业增值；通过授权使用，在其使用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同时，还会创造新的价值。以美国法上公开权为例，一位美国学者就曾指出：如果（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公开价值（pblicityvales）不能被有效出现的话，这种公开价值的金钱价值即使不是被全部损毁，也会大大减损。［5］

由于商事人格利益同时包括人格因素和财产因素，如果不允许转让，保护的只是人格因素，对财产因素的保护就不够周全。以个人肖像为例，根据不可转让的原则，其结果是只能被动的判令擅自进行商业性使用的人赔偿损失，而不允许权利人主动授权他人商业性使用获取使用费，这是不近情理的。实践中，对商号、商誉等商事人格权侵害的一个常见方式是仿冒，在英美法中有仿冒之诉（passingoff）［6］的救济形式。既然有如些之多的疏导，使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从侵权法走向人格权法，由后者直接授予权利人进行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将仿冒这种非法的人格利益转让变成合法的转让。

商事人格利益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应流向最能发挥其效用的地方，由价值规律决定其配置。人为限制商事人格利益转让和流通，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

（二）商事人格权转让的可能性

普通人格权的专属性太强，以至于难以与主体分离。而商事人格权则由于其保护的商事人格利益从普通的人格利益中脱离出来、并相对独立，从而为商事人格权的转让打下基础。

商事人格利益从普通人格利益中的脱离有两条途径：一是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在商业化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相对独立于纯粹精神性人格利益的物质性无形财产利益，体现为金钱价值。如个人的肖像在普通人格利益范畴中是无法转让的，因为肖像就是人格的标志，其中所体现的人格利益就是标明人格所在。而人格与人是一体的，不能将甲的人格标识转让给乙用以表示乙的人格，但是当肖像被商品化，进行商业利用后，肖像的作用就不再仅仅是人格的标识，还能够产生金钱利益，成为另一种属性的人格利益。这时，就可以采用授权许可等方式将这一意义上的肖像利益转让给他人。自然人以其姓名作商号也是如此，他同时拥有姓名权和商号权，作为姓名权，不能转让；作为商号权，则可以转让给他人，以充分发挥商号的商业价值。如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以其姓名作为某企业的商号，姓名便具有商业上的价值，能够产生财产利益（当然也同时带来风险）；姓名作为商号时的利益已从单纯作为人格标识的普通的姓名利益独立出来。经营性商业秘密也是如此而具有了转让的可能性。它从普通的生活秘密中分离出来，并不同于普通生活秘密。普通的生活秘密是隐私权的保护对象，被认为与权利人本身不可分离；而商业秘密受保护的价值主要是在于其在创造财富——获利能力方面的作用，不是个人生活的安静、不受干扰和个人尊严。因此，商业秘密可以转让，不因转让而影响权利人的人格尊严和他的私生活安宁。因为他的这些秘密信息是商业性的，主要是为了经济活动和营利而存在。通过对商业秘密的转让可以营利，自行保有、使用秘密也可以营利，既然二者的目标相一致，法律便无理由禁止这些秘密信息的转让。二是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的营利性目的使其人格利益具有了商事特色。法人的人格本身可以分立、合并乃至转让，如公司的合并、分立等，在这一过程中，它的商号、商誉、经营秘密和信用等也存在着分立、合并、转让乃至消灭的命运。事实上，商誉、商号、信用等也总是和公司营业的转让一并进行的，作为组织体的营业的转让，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组织体的人格被其他主体人格的吸收或合并成一个新人格，其所附带的商誉等人格利益也被其他主体所拥有。这是商誉等人格利益转让的特殊性。

（三）商事人格权转让的方式与效果

人格权的转让在方式上有其特殊性。由于传统民法只承认商号、商业秘密的转让（商誉与商业信用的转让则通常是借着商号的转让来实现的），其他人格权的转让被认为无效。因此，诸如姓名、肖像等人格权的商业利用并不完全以普通的转让合同的方式进行，而往往是采取授权许可合同的方式进行，即授权他人对自己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进行商业性使用。这种授权合同的转让方式，是人格权转让的一个特点，也可以称之为相对转让，以与普通转让相区别。对于这种授权许可合同的转让方式，在法律和理论上争议颇大，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授权许可合同只是债权效力的授权合同，即被授权人并不是因为该合同而成为人格权的权利人，也不取得任何可以排除或对抗他人或其他被授权人之权利，授权人根据该合同则只负有容许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负转让任何权利的义务。因此，作为债权效力的授权合同，不发生权利的转移，权利人也未丧失任何权利。这是与传统人格权观念相符合的观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授权许可合同是物权效力的授权合同，即根据合同约定，被授权人在约定的范围（时间与地区）内，取得授权人之权利，并可以行使该权利。它与债权效力的授权合同的区别是，债权效力授权合同仅在当事人间有拘束力，而物权效力的授权合同则是权利人将其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分转移于被授权人，被授权人不仅有使用的权利，还可以以权利人的地位排除或对抗他人。同时，物权性合同与一般转让合同有所不同，即转让合同为终局的处分行为，而物权性授权合同的被授权人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区内取得权利，并非终局的取得权利，权利人仍保有人格权权利之主体。但是物权性授权合同，仍然涉及权利之转移，这是该种效力合同的关键所在。对此，德国法院基于人格权绝对不得让与的原则而认为物权效力之授权契约无效；但这一见解由于未充分考虑到人格之经济利益内涵，不仅不利于被授权人，也无法充分保障人格权人之利益，因此遭到德国学者批评，并提出一个突破性的概念——限制性转让，［7］（P235）尝试突破人格权绝对不得让与之藩篱，并肯定物权性授权契约之效力，以兼顾让与人与被让与人之利益。

笔者认为，应当承认授权许可合同的物权性效力，这有利于人格权的商业利用，有利于权利人人格的全面发展和价值的充分发挥，也有利于保护被授权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较之债权性授权合同的观点，是一大进步。但是，就其适用范围、效力内容等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四）自然人的商事人格权具有相对的可继承性

就一般人格权而言，由于其强烈的属人性，自然人的普通人格权完全与人格本身相始终，自然人死亡，权利终止，不能继承。但是自然人的商事人格利益是可以流传给后代由其继承的。因为姓名（商号）、肖像等自然人的人格标识在事实上会惠及于他的后代，如果不允许他的后代像享有死者生前的其他财产利益那样享有这一利益，是不公平的。如美国的公开权制度即规定，原公开权人死亡后，其公开权仍可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存在，在该期间，公开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享有，侵害该公开权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之所以承认公开权的可继承性，主要是因为公开权的财产价值。即使公开权拥有者死亡，其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在事实上仍然会惠及于他的后代和其他近亲属，如果不允许其后代或其他近亲属像继承享有死者生前的其他财产利益那样享有这一利益，是不公平的。赋予公开权继承性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被授权许可的人和其他利用死者人格的人，需要有一段时间为他们所利用的人格标识进入公共领域之时做准备。如果人一死，其人格标识就进入公共领域，鉴于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许可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