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盗窃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这似乎已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著名刑法学者殴阳涛教授也认为“盗窃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据为己有或转移给第三人占有为目的。所谓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盗窃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并且希望把他人的财物非法据为己有转移给第三人占有的结果发生。”由此可见，盗窃罪是“目的犯”，它在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并且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笔者认为，构成盗窃罪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观点，既不利于惩罚犯罪，同时又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值得商榷。

第一，在我国刑法条文中，并没有规定盗窃罪在主观方面必须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可见，盗窃罪条中，罪状是属简单罪状，只指出了罪名，而没有规定盗窃罪的主观方面，更没有提及该罪要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这说明我国刑法分则中没有规定盗窃罪是“目的犯”，这正是基于司法实务中对盗窃行为人的主观想法、主观目的确实较难真正查清的原因所致。

第二，实践中确有盗窃罪间接故意的情况。如张某抱着弄六、七十元钱好好吃上一顿的想法，去公共汽车上扒窃了一个旅客的钱包，钱包扒到手以后发现包内共有钱1070元，张某将其全部据为已有。该案中，张某盗窃的70元钱是直接故意，但他作为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完全可以预见到该旅客的钱包内可能不止70元钱，而他却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且这种结果也已经发生了。在我们的办案实践中，类似案件时常可见，普遍均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既然实践中盗窃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则勿需加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限制语。

第三，若盗窃罪一定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构罪的必要条件，则既不利于界定罪与非罪，又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和混乱。若坚持认为盗窃罪构成需是直接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在上述案例中，张某的行为则不能定罪，因为1070元钱中超出其“追求”范围的那部分是属间接故意，盗窃数额只能认定70元，这显然是放纵了犯罪；如果认定张某构成盗窃罪，这实际上就是将间接故意推定为了直接故意，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冲突，然而通常又按此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