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订立合同之后对方拿了钱却不办事的不能直接就认定为合同诈骗。

首先，对方不按合同办事构成违约，这时无疑的，在合同中有约定的违约责任的，就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没有约定的，可以要求赔偿实际损失，对方既不履行又不承担违约责任，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

其次，合同诈骗属于刑事犯罪，想要认定合同诈骗必须对方的行为都符合该罪的构成要求，不能仅从拿钱不办事来确定。

合同诈骗和普通的合同纠纷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对方是以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实的办法，骗取钱财，且数额较大。

如对方是没有能力完成所委托的事项，然后却骗对方自己可以完成，在收了钱之后却不办事，且收的金钱达到五千元以上的才可以认定为合同诈骗。如果对方并不存在欺诈，只是拿到钱后不办事的，仅能认定为违约，而不是犯罪。

一旦对方涉嫌合同诈骗，另一方当事人只能到公安机关报警要求处理而不是到法院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一、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如何区分

合同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在犯罪的主观方面都必须是故意，过失不构成犯罪。但是，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故意产生的时间却有着不同于普通诈骗罪的特殊之处：合同诈骗故意产生的时间既可能是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最初，也可能产生在其他合法行为进行的过程中。换句话说，可以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之初就已经产生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可以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行为人萌生了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故意。后一种情况是合同诈骗犯罪尤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并且其表现方式和手段多种多样，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对侦查取证的要求极为细致、严格；而普通诈骗犯罪的犯罪故意均产生于行为之初，其犯罪的临界点都发生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诈骗手段实施之前。也就是说行为人往往是在产生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犯罪故意之后，才进一步的通过种种诈骗手段将本身的意图付诸于实施。这与合同诈骗前一种情况有着相似之处。

其次，从行为人作案时所利用的合同这一客观表现形式来做一下区分。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行为人作案时客观表现形式的差别关键在于是否利用合同进行了诈骗。虽然说所有利用合同进行的诈骗不可能都定性为合同诈骗。但是，不容置疑所有合同诈骗都是利用合同进行的，而且合同诈骗中所涉及的合同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客观存在。，那种行为人单方面伪造合同文本获取他人信任，借以骗取财物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只能看作是普通诈骗中不同作案方式、手段中的一种。也就是说，合同诈骗行为人在进行诈骗行为时，必须与受害人之间有一个真实的合同协议内容存在，且不管这基中诈骗一方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成分有多大。该合同恰恰是诈骗犯罪的有力佐证。一讲到这里，有一点实践中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我国现行《民法典》允许合同以书面、口头或其他像电子数据交换载体等的形式存在。这里的口头表现形式使很多侦查人员在断定案件性质时无法正确认识。其实，合同双方当事人就交易事项达成共识之后，有没有书面的表现形式是一样的，只要是交易行为客观发生，双方也确实就交易事项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一致，这期间发生的诈骗行为，即便是口头协议同样也构成合同诈骗。另外，合同诈骗犯罪中的合同，本文以为从其侵害的客体性质并结合立法目的来看应当是指双务有偿合同。就单务合同、无偿合同像赠与合同、自然人之间的无偿借贷合同、无偿保管合同等，产生的诈骗行为应归属于普通诈骗之列，即行为人虽然利用了一定的合同形式，但该合同在当时的条件、环境下，不具有规范、影响市场行为的性质。就好比行为人写下借条(合同)。骗取对方一定数额的金钱后挥霍一空而不予偿还或说外逃的，就不可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归结起来讲，行为人必须利用了能够体现各种市场交易行为的合同进行诈骗，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

最后，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的又一区别即犯罪主体，合同诈骗的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而普通诈骗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不包括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