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假释率低不仅受外部因素影响，而且与假释制度本身也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从立法上看对假释对象规定的条件比较严格。犯罪分子除经过法定的服刑期限外，还必须同时具备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三个必备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适用假释。那么，在假释前如何预测罪犯的再犯可能性呢？实践中，行刑部门适用假释时，主要考虑犯罪分子的狱内悔改表现，据此判断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然而，仅靠狱内表现进行预测是片面的。罪犯在附条件释放后能否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会因缺乏科学的预测机制而无法预测。所以，监管者对罪犯狱内表现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受人为因素影响，随意性较大,对罪犯被假释后是否再危害社会，很难准确判断，这就容易导致两种后果。一方面是监狱和法院主张多报减刑少报假释，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假释的软性条件，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管教干部，少数管教干部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见钱眼看，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使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获得了假释,达到假释的目的。这样，罪犯不仅逃脱法律惩罚，而且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二，现行的假释制度缺乏健全合理的配套法规来约束和保护被假释人员。我国刑法将监督假释分子的重任赋予了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如何监督假释，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考察，被假释的犯罪分子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公安机关不可能时时了解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导致一个派出所管辖范围很大，而警力普遍不足，使公安机关根本无精力去认真对假释犯进行考察。此外，刑法第86条第3款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应依法撤销假释。而法律条文中未明确“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范围，对此，各地司法机关掌握标准不尽同一，极易造成执法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