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的知情权指的就是患者在医疗机构接受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可以要求了解所有必要的相关信息的权利。患者知情权一般包括病情了解权、治疗措施知悉权、医学费用知晓权、医疗行为知情权、医疗资料知情权、医疗争议知情权等权利。

手术不必家属签字：患者家属知情权如何保障

日前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侵权行为法草案规定，因抢救患者等紧急情况，难以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同意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这意味着，在抢救危急病人时，即使没有家属签字，医院也能采取动手术等急救措施。

生命权处于权利体系的金字塔顶端，当与生命权相冲突时，其他权利都应退居二线，这已是现代社会的文明共识。在手术前，患者家属的签字，乃是代替患者本人行使知情权。保障这一知情权，对于患者本人当然意义重大，但是一旦这一知情权因一纸签字求而不得时，如果还要固守家属签字是送往手术台的通行证，却可能因此戕害了患者的生命权。

事实上，知情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程序权利，作为行使权利的保障措施，其本身必须结合其他权利共同行使，方有实质意义。无论何时，生命权这一实体权利都应优先于知情权。更何况，家属签字只是代理行为，毕竟不是患者本人亲历亲为，因此，没有家属签字，并不必须意味着患者本人反对接受手术。

2007年11月，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因得不到患者家属肖志军的签字，使怀孕9个月的产妇及胎儿不治身亡。事后，北京市卫生局官员表示，在依法履行告知义务而患者及其亲人仍明确表示拒绝手术的情况下，医院暂不进行手术的做法，不违背法律规定。这一表态，曾引起极大争论。侵权行为法草案倘能确定即使没有家属签字，医院也能采取动手术抢救危急病人的原则，相信有助于使那些以医疗内部行规为托辞而漠视生命的悲剧，不再刺痛人们的良知。

本来理性地说，走进医院、推上手术台后，惟有医生可以信任，即使有签字权的家人，也不应被寄予高于医生的信任。但是一些过度治疗、天价药费等事件，显然影响了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信任，他们不得不执著地捍卫自己的知情权，借此来求得保障生命健康权的自我安慰。

因此，解决问题的起点在于：确保公正地认定医疗措施的科学性、必要性，使公众放心地接受法律对医生紧急处断权的制度安排。在这方面，对患者而言，也许主刀医生由于涉嫌无法信任、家属甚至再公正的法官也由于不懂医务而无法信任。事实上，在全世界的法律纠纷中，医疗侵权都是一个棘手的难题。然而，域外成功经验的启示是：惟有专业和独立的医疗事故裁决机制，方能担当重任，也是解决当前公众医疗知情权焦虑的关键。

专业和独立的医疗事故裁决组织，应当由艺高德劭的医生和律师组成。前者精通医疗业务，能够判断在当时症状下，患者是否应当被采取紧急措施以及该措施是否适度；后者则从法律角度，衡量相关做法是否在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当然，这两种专业人士都应严守回避原则，而且以声誉和公众形象为资本，对自己的判断负个人责任。为了确保专业，医疗事故裁决组织应当按照医学专业设立；为了确保独立，这一组织不应按照卫生行政管理模式设立；为了确保负责，这一组织成员每人都有投票权，且每人所持意见和正反投票比例都应充分公开；为了确保权威，这一组织作出的医疗责任裁决将自动生效，其有效性只接受司法审查，而不受行政或者其他干预。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