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研发现,目前农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疏于监管,机构异地粗放扩张、经营模式同质化等问题,个别地方因监管审核不严,甚至出现冒名贷款及变相高利贷问题。
农商行扩张盲动
记者从多位农村信用联合社负责人处获悉,农商行、村镇银行跨区扩张冲动非常强烈。
一位长期从事农村金融研究的业内人士表示,农商行目前异地扩张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设支行,二是设村镇银行,三是参股控股异地农商行。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村镇银行异地扩张。
该业内人士指出,处于一个封闭地区的农商行,面临激烈竞争,异地扩张更为迫切。特别是在苏南,当地农村已城镇化,金融机构饱和,竞争白热化,农商行自身发展空间很小。致使苏南8家农商行于2009年8月组团到苏北设立异地支行。
新疆农村信用联合社主任阿不都认为,农商行的跨区扩张冲动与其谋求上市有关。
盲目扩张,导致的结果是村镇银行分支机构很难真正下沉到农村中,且易造成风险管理问题,总行鞭长莫及。阿不都表示,目前农商行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风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脱离三农,纷纷进城,在选择客户上开始向大企业倾斜;二是贷款集中度高,农商行开始向大企业放贷,往往几个亿的贷款一下就放掉了。
对此,银监会人士称,由于发现个别农商行支农占比较低,银监会对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正在收紧,在准入工作中,对服务三农的导向要求非常严格。
银监会合作部副主任姜丽明指出,银监会本身并不鼓励农商行和村镇行跨区发展,但现在东部农商行可以去西部跨区发展,是为了向西部引入资金,将发达地区金融资金引入欠发达地区。
此前有消息称,监管层起草的一份关于农商行上市的文件征询意见中,拟上市农商行除了满足各项监管指标、高利贷治理等方面的要求外,总资产规模还需达到700亿元。
广发证券银行业分析师沐华认为,农商行扩张与上市有关系。通过扩张,可以便捷地带来存款的增加,以及资本金的补充,银行就能多放贷款,最后扩大了总资产规模。
管理粗疏被贷款
11月5日,山东省风险管控王海忠领走的8万元贷款。
自己贷的钱,不仅分文未见,王坤还背上了合伙欺诈的黑锅。
王坤称,当时的放贷程序过于简单使担保人有机可乘。据他回忆,出示完身份证和结婚证后,信贷员拿出一摞合同,让其在指定地方签字按压手印,贷款日期也不用填写。半个小时后,贷款手续结束。
与王坤的遭遇不同,山西省临汾市法人城南村、寨上村、大卫村、前河村、小卫坡村共36户村民(部分查无此人)被冒名贷款,合计涉及资金95.83万元,村民们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说法。
一位长期从事农村金融研究的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称,农信社在信贷管理上太乱、太松,不规范,还存在过于粗放的陋习。而假冒名贷款是农信社历史遗留问题,是其发展过程中内部管理松懈、缺乏规范的沉疴痼疾。
据悉,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政府为响应脱贫致富开办了许多乡镇企业,由于这些乡镇企业并不符合农户贷款条件,地方政府就以农户名义假贷款,将贷出的钱集中起来给乡镇企业使用。
上述业内人士也向本刊记者反映,在山西,政府和公职人员用农户的名字假冒名贷款,用垒起来的钱开煤窑、水泥厂等。
地方政府的这种示范效应慢慢演化,成为新的不良贷款产生的温床。山东省银监局副局长解晓非称。据悉,2009年开始,银监会就开始要求各地农信社清理假冒名贷款。上述业内人士称,近两年,各省联社、市县级联社都在集中清理假冒名贷款,但基层信用社的假冒名贷款现象还是无法杜绝,时有发生。
高利贷乱象
在福建闽北山区,近两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大幅增长,记者调研发现,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未从事农产品的生产经销,而是做起了高息揽储放贷,赚取息差。
11月29日,记者在鄄城县徐墩镇、川石乡发现,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镇主要街道设立门店,内部设施模仿银行柜台,做的是存贷款业务。
在徐墩镇的中心主干道上,就分别有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每家合作社门面上都挂着醒目的招牌,招牌上一律留有办公和手机电话。
这是我私人的银行,建瓯市徐墩隆鑫笋竹专业合作社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在这里存款月息1分多(年担保人12%以上),贷款的月息是3分(年利率36%)。一般一次只能贷几万块钱,但最高时也能贷到50万元,担保人必须是当地徐墩镇或建瓯市有家产之人。
在建鸥市惠友果蔬专业合作社,一农民刚取走了300元钱存款,另一对农民夫妻犹豫半天后,在这里开户存下了3万元。记者看到该合作社开出的红色存款凭证,在设计上和银行存折相差无几,只是存款凭证封皮上印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证字样。
据上述办理存款的农民夫妇介绍,该合作社有好几个老板,都是本村人,其中有一个是徐墩镇的村干部,因此他们根本不担心存款的安全。而且农信社存款利息太低,这里一年期存款月息都有1分,因此他们更喜欢到这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来存款。
不过,农民合作社从事金融活动,经营稍有不慎就会将广大农民的资金打水漂。丰乐村一位姓阮的村民告诉记者,友联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老板张友生平时根本没有从事农产品经营,而是开了一个采砂厂,买了工程车,搞采砂生意。
福建银监局和省农业厅曾对福建省60多名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做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7%的农民合作社有资金互助业务。
福建银监局的一位人士称,建瓯市500多家农民合作社就有300多家有资金业务。这些农民合作社分流存款,放贷资金基本上流入其它产业,一部分资金甚至流向长三角的房地产、钢贸行业,使原本就资金紧张的农业更加饥渴。
监管缺位农民合作社的这种另类生财之道在闽北非常普遍。建瓯市吉阳镇党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年吉阳镇冒出很多农民合作社,很多都在从事高利贷,这种现象让人担忧,地方政府又很难监管。
上述福建银监局的人士称,农民合作社作为新生事物,因其不是金融机构,监管难到位,做大后就可能非法集资,潜藏了很大的风险隐患。
同时,农民合作社无明确的监管部门,登记注册门槛低,出资实行认缴制,无需年检,工商局后期很难监管。
福建省农业厅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处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相关规定,农民合作社可以开展资金互助业务,但仅限社员之间,且入股不吸储、分红不分息,闽北部分农民合作社的做法是不规范的。目前农民合作社监管缺位,农业部门对金融活动没有监督权和执法权,也没有金融方面人才,需要有关部门及早介入规范它。
杜晓山认为,对农信社的监管存在漏洞。农信社的日常监管单位是省联社,但省联社是行业主管部门,为省政府负责,又要代表基层农信社的利益,同时在农信社改制称农商行后,其自主权变得更大,原来的理事会变成浮山县,削弱了省联社的权限,监管就可能会出现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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