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研发现，目前农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疏于监管，机构异地粗放扩张、经营模式同质化等问题，个别地方因监管审核不严，甚至出现冒名贷款及变相高利贷问题。

农商行扩张盲动

记者从多位农村信用联合社负责人处获悉，农商行、村镇银行跨区扩张冲动非常强烈。

一位长期从事农村金融研究的业内人士表示，农商行目前异地扩张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设支行，二是设村镇银行，三是参股控股异地农商行。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村镇银行异地扩张。

该业内人士指出，处于一个封闭地区的农商行，面临激烈竞争，异地扩张更为迫切。特别是在苏南，当地农村已城镇化，金融机构饱和，竞争白热化，农商行自身发展空间很小。致使苏南8家农商行于2009年8月组团到苏北设立异地支行。

新疆农村信用联合社主任阿不都认为，农商行的跨区扩张冲动与其谋求上市有关。

盲目扩张，导致的结果是村镇银行分支机构很难真正下沉到农村中，且易造成风险管理问题，总行鞭长莫及。阿不都表示，目前农商行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风险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脱离三农，纷纷进城，在选择客户上开始向大企业倾斜;二是贷款集中度高，农商行开始向大企业放贷，往往几个亿的贷款一下就放掉了。

对此，银监会人士称，由于发现个别农商行支农占比较低，银监会对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正在收紧，在准入工作中，对服务三农的导向要求非常严格。

银监会合作部副主任姜丽明指出，银监会本身并不鼓励农商行和村镇行跨区发展，但现在东部农商行可以去西部跨区发展，是为了向西部引入资金，将发达地区金融资金引入欠发达地区。

此前有消息称，监管层起草的一份关于农商行上市的文件征询意见中，拟上市农商行除了满足各项监管指标、高利贷治理等方面的要求外，总资产规模还需达到700亿元。

广发证券银行业分析师沐华认为，农商行扩张与上市有关系。通过扩张，可以便捷地带来存款的增加，以及资本金的补充，银行就能多放贷款，最后扩大了总资产规模。

管理粗疏被贷款

11月5日，山东省风险管控王海忠领走的8万元贷款。

自己贷的钱，不仅分文未见，王坤还背上了合伙欺诈的黑锅。

王坤称，当时的放贷程序过于简单使担保人有机可乘。据他回忆，出示完身份证和结婚证后，信贷员拿出一摞合同，让其在指定地方签字按压手印，贷款日期也不用填写。半个小时后，贷款手续结束。

与王坤的遭遇不同，山西省临汾市法人城南村、寨上村、大卫村、前河村、小卫坡村共36户村民(部分查无此人)被冒名贷款，合计涉及资金95.83万元，村民们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说法。

一位长期从事农村金融研究的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称，农信社在信贷管理上太乱、太松，不规范，还存在过于粗放的陋习。而假冒名贷款是农信社历史遗留问题，是其发展过程中内部管理松懈、缺乏规范的沉疴痼疾。

据悉，上世纪90年代，一些地方政府为响应脱贫致富开办了许多乡镇企业，由于这些乡镇企业并不符合农户贷款条件，地方政府就以农户名义假贷款，将贷出的钱集中起来给乡镇企业使用。

上述业内人士也向本刊记者反映，在山西，政府和公职人员用农户的名字假冒名贷款，用垒起来的钱开煤窑、水泥厂等。

地方政府的这种示范效应慢慢演化，成为新的不良贷款产生的温床。山东省银监局副局长解晓非称。据悉，2009年开始，银监会就开始要求各地农信社清理假冒名贷款。上述业内人士称，近两年，各省联社、市县级联社都在集中清理假冒名贷款，但基层信用社的假冒名贷款现象还是无法杜绝，时有发生。

高利贷乱象

在福建闽北山区，近两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大幅增长，记者调研发现，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未从事农产品的生产经销，而是做起了高息揽储放贷，赚取息差。

11月29日，记者在鄄城县徐墩镇、川石乡发现，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乡镇主要街道设立门店，内部设施模仿银行柜台，做的是存贷款业务。

在徐墩镇的中心主干道上，就分别有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每家合作社门面上都挂着醒目的招牌，招牌上一律留有办公和手机电话。

这是我私人的银行，建瓯市徐墩隆鑫笋竹专业合作社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在这里存款月息1分多(年担保人12%以上)，贷款的月息是3分(年利率36%)。一般一次只能贷几万块钱，但最高时也能贷到50万元，担保人必须是当地徐墩镇或建瓯市有家产之人。

在建鸥市惠友果蔬专业合作社，一农民刚取走了300元钱存款，另一对农民夫妻犹豫半天后，在这里开户存下了3万元。记者看到该合作社开出的红色存款凭证，在设计上和银行存折相差无几，只是存款凭证封皮上印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证字样。

据上述办理存款的农民夫妇介绍，该合作社有好几个老板，都是本村人，其中有一个是徐墩镇的村干部，因此他们根本不担心存款的安全。而且农信社存款利息太低，这里一年期存款月息都有1分，因此他们更喜欢到这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来存款。

不过，农民合作社从事金融活动，经营稍有不慎就会将广大农民的资金打水漂。丰乐村一位姓阮的村民告诉记者，友联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老板张友生平时根本没有从事农产品经营，而是开了一个采砂厂，买了工程车，搞采砂生意。

福建银监局和省农业厅曾对福建省60多名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做过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7%的农民合作社有资金互助业务。

福建银监局的一位人士称，建瓯市500多家农民合作社就有300多家有资金业务。这些农民合作社分流存款，放贷资金基本上流入其它产业，一部分资金甚至流向长三角的房地产、钢贸行业，使原本就资金紧张的农业更加饥渴。

监管缺位农民合作社的这种另类生财之道在闽北非常普遍。建瓯市吉阳镇党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两年吉阳镇冒出很多农民合作社，很多都在从事高利贷，这种现象让人担忧，地方政府又很难监管。

上述福建银监局的人士称，农民合作社作为新生事物，因其不是金融机构，监管难到位，做大后就可能非法集资，潜藏了很大的风险隐患。

同时，农民合作社无明确的监管部门，登记注册门槛低，出资实行认缴制，无需年检，工商局后期很难监管。

福建省农业厅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处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相关规定，农民合作社可以开展资金互助业务，但仅限社员之间，且入股不吸储、分红不分息，闽北部分农民合作社的做法是不规范的。目前农民合作社监管缺位，农业部门对金融活动没有监督权和执法权，也没有金融方面人才，需要有关部门及早介入规范它。

杜晓山认为，对农信社的监管存在漏洞。农信社的日常监管单位是省联社，但省联社是行业主管部门，为省政府负责，又要代表基层农信社的利益，同时在农信社改制称农商行后，其自主权变得更大，原来的理事会变成浮山县，削弱了省联社的权限，监管就可能会出现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