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判断是否危害公共安全。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空白罪状，如何界定“其他危险方法”的范围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

对于碰瓷者而言，驾车冲撞他人车辆也是一种危险行为，行为人通常在选取作案路段、行驶速度、碰瓷方式等方面都会有一定节制。实践中，大量碰瓷者是利用道路混乱、机动车起步阶段以及违规变道行驶等条件，在车流量小、行人稀少或道路进出口等路段，行车速度慢，驾车与被害车辆发生碰撞，继而要求对方赔偿。与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相比，上述“碰瓷”行为所造成的危险不具有扩散性和广泛的杀伤力、破坏性，不足以严重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实际造成车毁人亡的严重损害后果的也不多见。对这类行为一般不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当然，由于实践中驾驶机动车“碰瓷”的情形较为复杂，除了一般情况外，还必须充分考虑个案的特殊性，准确认定行为的性质。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行为人选择的作案时间、地点、方式必然给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危险的，则应当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例如，行为人在高速路、城市主干道等人流、车流集中、车速快的路段驾车故意冲撞被害车辆，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就有可能使受到撞击的车辆失去控制，进而造成与其他机动车碰撞、追尾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这样的“碰瓷”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关于是否足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问题，属于对危险发生的一种可能性判断，应当以认识和判断力处于正常、平均水平的人来判断。在时间、路段、路况、车速、“碰瓷”方式等诸多因素中，具备哪几项或者达到什么程度，可以认定“碰瓷”具有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高度危险，往往是见仁见智。例如，在高速公路上“碰瓷”，一般来说对公共安全有较高危险，但如果当时是夜间，通行车辆较少，碰撞发生后，行为人或被害人及时设置路障标识，或采取防范措施，那么，其“碰瓷”行为就不足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因此，是否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必须综合考虑碰瓷发生时的各种情形谨慎判断。

其次再考察获取财物的方式

由于“碰瓷”的特点，其目的行为可能触犯不同的罪名，司法实践中，主要集中在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和抢劫罪三个罪名的争议上。上述三罪在主观方面都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主要区别体现在客观方面获取财物的方式不同：

敲诈勒索罪是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他人财物，具有行为人获取财物的“胁迫性”与被害人交付财物的“非自愿性”两个显著特征；诈骗罪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自愿”交付财物，具有行为人获取财物的“欺骗性”与被害人处分财物的“错误性”两个显著特征；而抢劫罪是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劫取他人财物，则具有行为人获取财物的“暴力性”与被害人失去财物的“被迫性”两个显著特征。

因此，在“碰瓷”案件中，应当根据行为人获取财物方式，结合具体案情，准确认定“碰瓷”行为的性质。

第一种情形(敲诈勒索型)

如果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并造成事故系被害人过错所致的假象，继而以此为要挟，迫使被害人赔偿。表面上看，行为人具有欺骗的成分；但从实质上分析，所谓的“骗局”只不过是行为人为其顺利实施勒索钱财行为所制造的由头，行为整体上符合敲诈勒索罪的要挟、强迫特征，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论处。实践中，要挟、强迫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以不赔偿就扣留车辆相要挟，有的抓住被害人车辆手续不全、正规处理程序烦琐、害怕耽误时间等心理，但不管具体方式如何，要准确把握行为要挟、胁迫的本质特征。

第二种情形(诈骗型)

如果行为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隐瞒事故真相，使被害人基于事故产生原因的错误认识而给付“赔偿”，行为人的行为就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应当以诈骗罪论处。

第三种情形(根据主要取财手段认定)

在有的“碰瓷”案件中，被害人是完全被胁迫交付钱财，还是既有被欺骗又有被胁迫的因素而交付钱财，有时不容易区分。尤其是在系列“碰瓷”案件中，行为人在有些犯罪过程中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自愿”交付了钱财，而在有些犯罪过程中因被害人识破骗局而使用了要挟的手段。对类似案件，应从系列行为的整体特征考察，根据行为人主要取财手段的特征，以敲诈勒索罪或者诈骗罪论处，而不宜进行数罪并罚。

第四种情形(抢劫型)

如果行为人驾车碰撞他人车辆后，又以暴力或实施暴力相威胁而索取钱财的，构成抢劫罪。

第五种情形(故意毁坏财物等类型)

如果行为人实施的“碰瓷”行为不足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碰瓷”后，由于主客观原因，也没有进一步实施诈骗、敲诈勒索或抢劫行为，那么，对于只撞毁车辆，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构成要件的，可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致人伤亡的，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既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同时符合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原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