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个人所得税课题研究组近日发布一份题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的报告，除介绍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概况外，对公众较为关心的几个问题做出回应。关于“个税起征点是否应该上调”，报告持反对态度，其主要理由是：大幅度提高起征点后，高收入群体受惠多，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反而会受损。因为，个税主要用于补助弱势群体等，如果扣除额提高过多，高收入者缴税大量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支出也会减少。

这样的逻辑似乎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混淆在一起：人们要求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为了在征税环节减轻税负。个税报告关心的却是政府财政支出。但只要财政制度比较健全，这两点本来是可以鱼与熊掌兼得：政府可以一方面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财政受惠额。举个例子，即令税收不增加，政府取消公车支出，就完全有能力为农村居民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医疗保险体系。

当然，过去若干年来，舆论一直致力于改革财政支出结构，政府相关部门也有不少动作，但调整的力度还不够大。这方面变革的迟缓不难理解：政府部门缺少动力自愿减少用于自身消费的那部分支出。只有纳税人、民众不遗余力推动，才有可能根本上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可以说，财政支出结构调整迟缓，说明民众的推动力太小。这有多种原因，其中一条是目前的税制结构导致广泛的税收冷漠症。

在法治较为健全的国家的政府税收收入中，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比重是较高的。而在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头来自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而这样的税制结构使民众对自己的税负很不敏感。比如说，除了企业家、学者外，没有几个人关心增值税改革。相反，人们对个人所得税的风吹草动都很关心，大家也频繁提出提高起征点的诉求，这种民意压力也确实发挥了作用。

两者的对比，说明了一个虽然简单、未必人人都能接受的道理：如果要整体降低税负，并使税制合理化，那就最好让所有人都缴纳看得见的税，即直接税，在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税制将把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最简单的方式清晰而准确地呈现出来，从而培育出真正的纳税人———公民。它将能够推动税制趋向合理化，也推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合理化。

从这个角度看，也许舆论不应只是简单地呼吁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民众的眼光也不要只盯着这个数字。每个人都成为所得税的纳税人，反而可以为税制改革创造条件。

那么，在当下，如何降低个人税负？更可取的入手处是税制的合理化，比如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按照这种税制，政府按月征收，但按年综合计算。可以抵扣家庭抚养、教育、大宗支出等因素，因而更为公平。实行这种税制，可以在不提高起征点的前提下，降低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税负。

不过，这种改革一再被推迟，此次的个税报告又重复了改革停滞的理由：目前的税收征管及配套条件不成熟。问题是，税务系统每年在征管体系建设上投入大量资金，难道这些投入还不足以建立起必要的征管体系？纳税人的税款供养了大批税务员，为什么就没有能力进行正确的改革？很多国家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实行了综合计征的税制，我们今天仍然强调“没有条件”，实在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