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和受贿不是一样的罪名，它们是一种对合犯罪，也就是行贿和受贿互为条件，从它们行为角度看，有行贿才有受贿存在，有受贿必有行贿存在。但从构成犯罪的角度上看，二者的对合关系并不是绝对化的，构成行贿罪不一定就构成相应的受贿罪：构成受贿罪也不一定就构成相应的行贿罪，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有关法律规定给付财物方不是行贿，而收受财物方却是受贿。如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就是这种情况。

2、一方行贿数额小达不到立案定罪条件，而收受方因收受多起多人贿赂数较大而构成受贿罪。

3、一方犯有行贿罪而另一方却未受贿。

在行贿与受贿这一双方关系中，我们要看到行贿一方多数是处主动的—面，而受贿一方多数处于被动的一面，(索贿要除外)。在行贿人看来，由行贿付出的代价及财物，就向经商活动中的投资一样(过去在办案中发现有关单位将行贿的费用直接打入成本)，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好处，行贿所出的代价及财物与通过行贿得到的好处相比，前者要小得：多。行贿人为了得到高额的回报及好处，他们必然要不借一切本钱去行贿。可想可见，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存在一种诱发关系，在这种诱发关系的相互促进下，受贿之心一旦诱发；出来就会爆发出更大受贿欲望和想法，反过来以增长了行贿人胆量。

目前在贿赂案件的侦查中，追究受贿多，为了取得受贿的证据，不时不得不对—些行贿人放弃追查，将办案的重点放在查处受贿上，这种现象如果普遍发展下去就会造成行贿有人非犯罪化的倾向。只要如实作证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贿人和我们执法人都持有这种态度和认识，就很限难从根源上消除贿赂犯罪了。由此可见，我们在制定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中：要从治本的原则出发，必须对行贿人予以严厉的打击和惩罚，以期从根本上遏制贿赂犯罪的蔓延。

一、行贿行为的认定

行贿行为是认定行贿罪的客观依据。在我们现实中，行贿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直接给予的，也有的是转其他人手给予的：有的是在办事中给予的，也有的是在办事前给予的，还有的是办完事给予的；有的是明给，也有的是暗给：有的是积极主动的给，也有的是对方索要才给。我国刑法设专条对行贿罪的客观方面进行了描述。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的规定，行贿在客观方面表现如下两种行为之一。

1、行贿人给子国家工作人员财物

行贿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是行贿行为的基本形式。财物包括两种：一是金钱、二是实物。其中实物包括的范围比较多和宽，实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的，从人们平时的吃、穿、住、用的各种物品到文化、艺寸之品无所不有。

除金钱和实物之外，—些有价的消费，如旅游、宴请、异性松骨、等等，能否认定为贿赂，目前我法律还尚无定论。从多年的法律实践中的做法看。由行贿人出资的旅游费用，可以记入行贿人的数额中。但对行贿人的宴请费用，一股都是由于多人共同消费的，因此刘此费用认定为某一人受贿似有点不妥。至于异性松骨，国外有一些国家有性贿赂的规定，我国刑法没有性贿赂犯罪的规定，我国现有一些学者在呼吁立法中增加性贿赂的内容，以解决性贿赂的问题，本人认为，从司法实践的需要出发，从多年的司法实践上看，对性贿赂有必要将其犯罪化：因为近几年在个别一些地区和一些个别人，采用性贿赂比财物贿赂更为有效，但其危害性也远远大于一咱般财物贿赂，而社会影响特别坏。

2、在经济来往中给子国家工作人的回扣和手继费

在经济来往中给予回扣和手继费属于在经济来往中的行贿行为，该贿赂行为由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构成：

第一是违反闺家规定，对于违反国家规定我们又如何理解，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的命令。从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国家规定的理解较为宽，有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将一般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规定，都认为国家规定。这种认为与“国家规定”的立法原意不相符。

在当代社会行为和社会，它往往是在一起，也就是说明存在着行贿那么就会有受贿行为，但是两者在进行定罪量刑的时候，是按照刑法当中的不同的罪名来进行规定的，我国规定的有行贿罪和受贿罪，两者客观的表现行为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