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病推定原则

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时首先应当考虑确立无病推定原则。在无病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对于应当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限制条件应该是：辩方能够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患有精神病的证据，例如曾经患有精神疾病的病史、作案时或作案后行为反常等，并证明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当时可能存在精神失常状态，法院才可以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当然辩护方也可以直接提出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有关具体制度的构建可以参考和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实践。

二、辩方举证的证明标准原则

在坚持无病推定原则的前提下，辩方对自己提出的精神病辩护负有举证的责任，但这个举证责任应当达到何种程度呢？这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表述比较笼统和模糊。笔者认为，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上，如果将来刑诉法再修改后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那么辩方提供的有关精神状况的证据只需要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就足以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也就是说对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有合理怀疑时就应该启动精神病鉴定程序。“合理怀疑”这一标准的掌握，可以考虑通过在司法实践中对类似的案例进行总结来确定一些具体的标准，例如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

三、司法机关的义务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根据这些规定，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在刑事司法中都有收集有罪(罪重)和无罪(罪轻)两方面证据的义务，但这种收集证据的义务范围到底有多大？笔者认为，这种收集证据的义务仅限于案件事实的有关材料，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属于案件事实，因此司法精神病鉴定属于司法机关收集证据义务的一部分。但这种义务是一种附有特定条件的义务，其条件是查明案情的需要。由此可见，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的条件具有相对模糊性，司法机关可根据案件情况确定是否进行鉴定。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可能患有精神病，可根据案件情况裁量是否进行鉴定，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亦是如此。如果司法机关违反这种义务，目前法律上也没有明确规定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司法机关违反这种义务的法律责任有可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导致的退回补充侦查、发回重审等程序性制裁，这些可以在刑诉法再修改时或出台精神卫生法时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