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上多出现的是诈骗团伙，犯罪团伙等，但基本上都是团伙犯罪。那么团伙犯罪被捕后的判刑是否也是一样的呢？其实不然，团伙犯罪也要界定主谋和同谋。主谋大多都是要重判的。那么该怎么通过共同犯罪的数额来判断，这是一个问题。

1．一般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中是否把犯罪全部数额作为各个共犯定罪量刑的依据，我国刑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且争议较多。有的是以分赃金额定罪处罚的；有的地是对各共犯按参与犯罪的金额定罪处罚。应当怎样确认犯罪金额，笔者认为对共同犯罪数额的具体认定标准应从三个方面把握。

一是区别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首先应区别对待不同的主犯，对共同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这种主犯应当依照犯罪总额来认定。如对贪污犯集团、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以共同贪污、盗窃犯罪总额来认定。首要分子在集团中处于预谋和组织领导的作用，所以对于他们计划范围内的数额必须负全部责任。在预谋时认定是不是首要分子尤为重要，虽然只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没有参加直接的贪污、盗窃行为，但是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组织实行，他们在犯罪中发挥了最为主要的作用，对于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依照犯罪总数额来认定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犯罪集团中的有些成员，在首要分子计划后，自己单独进行贪污、盗窃或者是其他的经济犯罪，该犯罪数额不能强加于首要分子，首要分子只需要对自己知道和计划的那一部分负责。

二是根据《刑法》第26条第（3）、（4）款对主犯处罚的规定，对主犯犯罪金额的确定，不能推导出对从犯、胁从犯犯罪金额的确认。对从犯、胁从犯来说，其犯罪行为侵害的客体及危害结果与主犯一致，犯罪金额也与主犯是一致的。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参与组织、指挥的主犯犯罪数额的认定，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犯罪总额负责。在共同经济犯罪中，主犯发挥了主要作用，以自己的犯罪行为影响了从犯，可以说主犯对整个犯罪都要负责，因此把所有数额作为主犯的犯罪数额是合理的。

三是对一般犯罪中的从犯的犯罪数额的认定上，笔者认为以定罪的数额为前提，适当参考其个人所得赃款数额较为科学合理。因为共同犯罪中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完全是在主犯的领导下进行，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小，而这种“作用”通常都是通过“数额”表现，所以考察其所得数额是合理的。假如以犯罪总额来认定，在实行犯场合下直接参与额会小于或者等于共同犯罪总额，而在帮助犯场合下，间接参与相当于总数额，这两种场合差别比较明显。所以，在处理从犯犯罪数额的问题上要将定罪数额和个人所得赃款数额全面综合考虑。

2．共同贪污犯罪：

在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对每一个共同犯罪成员应如何确定刑事责任，这是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贪污共犯不同于其他共同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必然与一定的犯罪数额相联系，其刑事责任的承担也应以数额作为主要依据，因为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共同贪污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一般而言，在其他情节相同的情况下，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相应就大，反之，则社会危害性就小。

共同贪污犯罪的数额又不同于一般单个人实施的贪污犯罪的数额，共犯数额又有犯罪总额、参与数额、分赃数额、平均数额等之别，那么，在确定共同贪污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时，究竟应当以何种数额作为主要依据或标准？对此问题，刑法理论界主要观点包括分赃数额说、分担数额说、参与数额说、犯罪总额说和综合数额说。全面深入分析各家观点，笔者认为，这些学说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

1．分赃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只对自己实际分得赃物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说将个人非法所得的数额作为处罚的基础，其明显的缺陷在于过份地强调了各共同犯罪成员的独立性，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众所周知，共同犯罪的特点是在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犯罪行为，每一个共犯成员的行为均与最后造成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因果联系。这就是说，在共同犯罪中，各个犯罪成员在参加某一共同犯罪活动时，都有一个一致的目标，正是由于这个一致的目标才把每个犯罪成员的活动联结起来，成为一个共同的犯罪行为。“分赃数额说”表面上看似乎十分公允，得多罚重，得少罚轻，但是，分赃的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并不能完全说明每一个共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如有个别共犯成员分赃甚少，但在整个共同贪污犯罪中却起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以分赃数额来说明问题了，此外，也并非所有的共同贪污犯罪均存在分赃数额，在贪污未遂、贪污既遵尚未分赃、共同挥霍贪污所得的情况下，难以认定。

2．分担数额说。此说主张各共同贪污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应当分担”的数额负责，根据这一主张，可以这样确定共同贪污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即综观各成员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参与的数额、个人所得数额、及其地位与作用和整个案情，先确定各成员应承担百分之几的责任，根据这一责任的百分比数再换算成作为对是否构成犯罪和怎样处刑依据的数额，如某甲伙同他人共同贪污受贿10万元，根据整个案情确定某甲应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那么，某甲就应承担6000元贪污数额。笔者认为，“分担数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赃数额说”的缺陷，因为在没有分赃数额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成员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依据每个人的作用，并将其换算成相应的应该分担的数额，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分担数额说”仍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把共同犯罪视为数个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仍然没有克服“分赃数额说”强调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独立性，而忽视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的整体性这一缺陷。因为，按照“分担数额说”，各共同犯罪成员应当分担的数额之和等于共同贪污犯罪总额，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共同贪污犯罪参与的人越多，各人分担的责任也就越小，此外，如何将共犯成员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作用换算成应当分担的数额也比较复杂，实际执行时难度较大。

3．参与数额说。

主张各共同贪污犯罪成员应对本人实际参与的贪污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参与数额说不能成为共同贪污处罚的一般标准，因为此说以各共同犯罪人实际参加的共同贪污数额为处罚标准，对于共同实行犯是适用的，对于非实行犯，如组织犯、帮助犯、教唆犯，不能适用参与数额。

4．犯罪总额说。

主张以共同贪污犯罪的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贪污犯罪成员的刑事责任的标准。笔者认为，首先此说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在共同贪污犯罪中，每个犯罪成员在犯罪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能完全相同，确定每个共犯成员的刑事责任当然应当以这些不同的地位与作用为基础，如果要每个罪犯都对犯罪总额负责，对每个共犯成员都以共同犯罪数额作为量刑的基础，那就是不加区别地要每个共犯成员都承担其他共犯成员的罪责。共同贪污犯罪不是单独犯罪的简单相加，而是各个共同犯罪人行为的有机结合，就行为而言，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行为的不可分割并不等于结果的不可分。在共同贪污犯罪中，有些数额是可以分的，笔者不赞成以共犯成员的分赃所得数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对共同犯罪人区别对待，并不表现在各共同犯罪人对本人分赃所得数额承担刑事责任上，而应体现在综合地考察其在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作用，并根据作用大小予以轻重有别的处罚上，但笔者也不赞成全然不顾各共犯成员的分赃数额，而一律以犯罪总额作为每个共犯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因为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分赃数额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大小具有决定的作用，在综合考虑并犯成员的作用和地位时，我们虽然不能说分赃数额能代表一切，但也不得不承认分赃数额在共同贪污犯罪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情节。其次，犯罪总额说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因为，所谓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每一个犯罪人都对共同犯罪的全部危害结果都承担刑事责任，更不能理解为要对所有共同犯罪人都根据全部危害结果判处刑罚。显然毫无区别地以犯罪总额作为确定各共同犯罪成员刑事责任的标准，也是不可取的。

5．综合数额说。

主张综合考虑全案因素，确定各共同贪污犯罪行为的大小，然后据此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没有真正提出实际的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刑法典对贪污共犯处罚标准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在刑法总则中对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人的罪责范围作了规定。共同犯罪既然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具有共同故意的前提下，每一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不完全相同，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确定每个共犯在员的刑事责任，而每个共犯成员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必须同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相符，否则就有悖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共同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确定实际上是一种刑事责任的分解，这种分解不是简单地把刑事责任平均分配，最后分解的结果，每一个共同犯罪所实际承担的刑事责任的总和不能简单地同整个共同犯罪进行比较，有时在量上不一定完全相等。这主要是由于共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于单独犯罪的原则所致，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根据每一个共同贪污犯罪成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定量的分析。

1．贪污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对集团预谋以及组织所得的全部贪污的总额负责，原因在于，尽管贪污犯罪的数额往往在预谋时是不确定的，首要分子往往只参与共同犯罪行为的预谋，但集团的一切犯罪活动都包括在首要分子参与制定的犯罪计划之中，并由他们的组织、策划、指挥行为所决定，因此以犯罪总额作为首要分子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是合理的，当然，如果个别犯罪成员实施了超出预谋范围的贪污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数额，首要分子才可对此不负刑事责任。

2．贪污罪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共同贪污的总额负责，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应把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主犯与犯罪集团中除首要分子以外的主犯区别开来，对于犯罪集团中的主犯，应对其参与犯罪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危害性既不主要体现在影响集团其他所有成员的行为上，也不主要体现在犯罪后分赃数额的大小上，由于参与数额是指共同贪污犯罪成员实际参与的贪污犯罪数额，显然这一数额最能体现犯罪集团成员中主犯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但是，在一股共同贪污犯罪案件中，由于不存在首要分子，因而主犯的行为就起着决定的作用，如果仅仅要求主犯只对自己的实施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即以参与数额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标准，似有不要。所以，笔者主张，一般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主犯应对犯罪总额承担刑事责任。

3．贪污犯罪集团或一般共同贪污犯罪中的从犯应对其个人所得数额负责。因为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不起主要作用，其社会危害性比主犯要小得多，因而他们承担刑事责任也应比主犯要小。对于犯罪未遂或犯罪得逞后未及分赃的案件，当然只能根据其他情节来确定相应的刑事责任。在犯罪所得由各共同犯罪人共同挥霍的案件中，从犯只能对其挥霍的那一部分承担刑事责任，并依照刑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修正）：第一编　总则 第二章　犯罪 第三节　共同犯罪　　　　第二十七条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n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