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可能是贪污、受贿所得，但因无法查清其真正的来源，致使一批贪官逍遥法外，得不到应有的处罚，社会负面影响极大。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1月21日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制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使司法机关有了惩治那些逍遥法外的犯罪分子的法律依据。可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因补救反贪污贿赂工作的不足产生的。经过十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证明，它难以实现立法的意图。

（一）本罪的依附性太强。近些年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频频发生，并且主要出现在那些长期担任党、政要职的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犯罪案件中，几乎都是和贪污案、受贿案相伴出现，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了贪污罪、受贿罪的随附罪名，难以承担其对惩治贪污（受贿）犯罪工作中存在的缺陷的补救责任。

（二）惩治力度不够。随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增多，涉案金额的不断攀升，案值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的案件已屡见不鲜，更有甚者超过千万元。象二十世纪末查处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达一百六十余万元；本世纪初查处的原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夫妇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中，肖某夫妇俩持有的不能说明来源的财产竟高达二千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个案的增多，案值的膨胀，一方面说明了司法机关反腐力度的软弱，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本罪处罚得太轻，刑罚太轻大大降低了犯罪分子的犯罪成本，使本罪变成了一些腐败分子为了规避严厉制裁的缓冲地，保护伞。如果让犯罪成本增加，使本罪的刑罚幅度与贪污（受贿）罪相当，那么罪犯在选择认罪态度方面会有根本的改变，进而可以有效地遏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发案频率和案值的攀升。

为了实现立法意图，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应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部分予以完善。笔者认为，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的完善可以借鉴我国关于贪污（受贿）罪立法的经验。一是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的上限上调，使之与贪污（受贿）罪刑罚的上限持平，以保证立法意图的实现；二是按照涉案金额的数量，结合其它情节，实行多档次量刑，做到罚当其罪。

参考文献：

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

刘佑生主编《职务犯罪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1996。

朱丽欣编著《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执行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中央电大出版社1994。

张穹主编《新刑法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

国家刑罚的目的是什么？

国家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