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庭上法官居中端坐于讼争双方之间的场景设置以及从纠问式向诉辩式之庭审方式改革的要求来定位，法官在法庭上的角色应该是中立的和被动的，相应的对法官的基本要求是“静听、多思、少说”六个字。

首先，法官应耐心细致地倾听讼争双方的诉辩意见。

听是基础，兼听则明嘛。听不光是实体公正的要求，也是程序公正的要求。法官通过听讼能查明事实，同时也使当事人情绪和主张受到尊重，为服判息诉打下基础。法官在听讼时不要老是低头看案卷，应抬起头来观察原、被告双方的言行举止及反应，捕捉一些细微的信息形成法官的内心确信，从而判断真伪，查明事实。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简单案件没有问题，困难案件就要求法官运用生活情理等经验法则来确定案件事实，当然这种经验法则是建立在理性推定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早在西周时期，就创立了五听制度，即通过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五种察颜观色的方法来确定当事人的陈述真假。虽然这种方式近于主观，但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这实际上是司法心理学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下面是一起运用经验法则判决的案例。原告王某诉被告张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二人发生借贷时未打借条，原告在诉讼中不能提供证明借贷关系事实的直接证据，但能提供一些间接证据证明其曾多次向被告及其丈夫主张过债权。办案法官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最终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判决。其一、原、被告系姑表姐妹关系，除本案纠纷外，双方均认可无其他矛盾。其二、被告不但否认借款9500元的事实，而且否认了曾两次偿还原告总计2200元的事实，同时完全否认双方存在任何经济往来。其三、在庭审及庭后的多次调解中，原告情绪激动，诉讼积极，被告则消极应付，异常平静，仅明确否认双方借款事实，并未进行积极辩驳。其四、诉前和诉中均有中间人参与说和，但未成功，被告曾透露并非借款而是原告在某煤矿的投资。其五、诉讼中原告坚持主张对双方进行测谎鉴定，并如期缴纳了相关费用，被告虽同意鉴定和交费，但其后予以翻悔。其六、被告丈夫曾在办案法官面前抱怨原告操之过急，言语中已暗示双方确有经济纠纷之意。其七、原告提供的几位证人当庭作证时虽不能证明双方借款的详细情况，但均能证明原告多次向被告主张过债权。根据以上多种情况，办案法官经综合分析，排除了原告恶意诉讼的可能性，确信原告起诉的事实属实，遂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73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判决后，被告不但未提起上诉，而且在上诉期间恳请法官再次予以调解。被告最终以偿还原告6000元而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事实证明法官的判断是正确的。

另外，法官听讼时态度应诚恳、平和，表情要严肃，不能心不在焉，也不能情绪激烈。原告陈述时要将目光注视原告，好象要看透原告似的，偶尔目光转移到被告身上，有意无意地观察被告的反应。被告答辩时也要将目光注视被告并观察原告的反应。法官对当事人不能有好恶情绪或抱有同情心，更不能显露出来。不能让当事人从法官的表情和肢体动作中觉察出变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当然，有的法官在庭审时抽烟、打瞌睡、来回走动，那更不应该。

其次，法官应深思熟虑。

法官是判官，意即判断的官员，而思考是判断的前提。法官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在于他那充满智慧的思考。整个庭审过程就是法官在听讼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并作出判断的过程。法官对案件的思考是全面的、理智的，而不是片面的、任性的。法官不但要对案件事实思考，而且要对适用法律思考;不但要对双方当事人的心理及相关的人情世故的思考，而且要对案件处理后的社会效果进行思考;不但要考虑公平，还要顾及效率。理性的思考指的是法官的每一个判断都有充分的理由，有令人信服的推断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心血来潮、任意胡来。比如上文所举的例子中就比较详尽地说明了办案法官为何作出原、被告之间存在借贷事实的论证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理性的，是社会上一般民众能够认同的。当前民事疑难案件越来越多，对民事法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而这种要求就体现在法官的思考能力水平上，即能否做到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判断。

最后法官应慎言。

法官在法庭上不能不说，但应少说，谨慎地说。多嘴的法官不是好法官。法官的魅力不在于他的口才而在于他的思考和判断。很难想象，一个在法庭上喋喋不休的法官能给当事人带来多少可信度。法官不能过早地透露自己的意见，相反要让当事人双方意见、主张通过论辩以后充分显示。法官应不言自威，无声胜有声。有句话叫做言多必失，话多后会无意中暴露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和观点，而使当事人对法官的中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多嘴对法官有百害而无一利。法官在法庭上说话大都是程序性语言，如宣布开庭，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宣布法庭调查、辩论等等，程序性语言比较简单，可以不费什么脑筋。除此之外还有归纳原、被告陈述的一致事实和争议焦点、认证及宣判。归纳应该全面归纳，不能有遗漏，特别是争议事实和理由，不管有无道理。把争议点公开和固定，既便于法庭审理，也使当事人重新审视自己的主张是否在理。人是理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除外)，一般来讲，只要你把他当作理性的人而给与充分尊重，那么他也会更加理性地对待自己。所谓理不辩不明，有的看似模糊的事实和道理通过庭审这种形式，经过原告陈述、被告答辩、法庭归纳、双方举证、质证及双方互相辩论这一过程，结论便显得十分清晰，这也是公开开庭的意义所在。认证是庭审的难点，何时认证、如何认证的确是法官需要慎重把握的环节、步骤。笔者认为除了一些显而易见且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可一质一认外，其余证据最好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后综合认定或者干脆就在宣判时认证。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双方当事人在法庭辩论阶段就彼此提供的证据该否被法庭采信展开充分的辩论，为法官的最后认证作厚实的铺垫。这样的认证更能体现法官的被动性和中立性，从而更易为当事人所接受，也可以避免先前的认证错误而需要更正的尴尬。宣判实际上是综合认定案件证据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宣判的重点体现在说理部分。强调判决说理是庭审方式改革的要求，其重要性在此就不再论述。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官的释明义务。如何把握释明义务也是一个难点。释明义务把握不好会出现二种情况，要么坐视不公正的发生，要么违背法官的中立性。笔者认为，除了法律明确规定必须释明之外，其余的要否释明就由法官按照自己对公正的理解而自由判断。

法官在整个庭审过程中说话的口气应该是坚定的、平和的，不容置疑的，语言不能躲躲闪闪、似是而非，不能说废话。法官是法律的喉舌，是活的会说话的法律，是公正的化身，所以法官对自己的话语要慎之又慎。

随着司法改革的步步深入，法官的职业色彩也逐渐浓厚，如庭审时穿法袍、敲法槌，法官的职业门槛抬高等，这些变化和进步让身为法官者感受到职业的尊荣。但同时我们也感觉到目前的法治环境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民事法官们经常会面临“秀才遇见兵，有礼讲不清”的尴尬。中国的法治之路依然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笔者坚信，通过我们这些法官的不懈努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司法环境会有一个根本的改观，到时我们的法官将更得心应手，我们的庭审将更富艺术和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