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原因

1、权力过分集中，监督机制失衡。作为权力之所有者的人民，与作为权力之行使者的国家公务人员之间出现了相对分离、造成了权力过于集中但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衡机制的状况。另外，加之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各种弊端，市场经济负效应的影响等消极因素，很容易使某些素质不高的国家公务人员或者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滥用其职权、或者不尽其职责，实施职务犯罪。

2、严重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关臃肿庞大，权力过分集中，必然造成严重的官僚主义，从而导致职务犯罪的日益增多。例如，玩忽职守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渎职型的职务犯罪，便是国家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重官僚主义所直接导致的恶果;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贪利型的职务犯罪，也正是行为人钻了领导干部严重官僚主义的空子，在其委派、信任、重用的掩护下所实施的行为。

(二)经济原因

1、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体制，其中的消极因素成为了产生职务犯罪的温床，例如，某些有钱无权的私有者为了获取暴利，往往以钱开道，用重金贿赂银行、工商、税务、海关、司法、物资等部门的国家公务人员使某些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从而导致索贿、受贿等贪利型的职务犯罪。

2、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多种分配方式，即以按劳分配为主，辅之以按资分配、按股分红、风险收入和其他非劳动收入，人们的经济收入差距由此迅速拉开，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裕了起来。这些，易使某些国家公务人员的心理失衡，进而在一定条件下去实施其贪利型的职务犯罪。

3、市场经济中的消极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其产生负效应的消极一面，从而使某些国家公务人员易滋生出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等思想意识，在盲目攀比，高消费的重压和经济收入相对低微的矛盾下，他们不惜进行权钱交易，实施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贪利型和渎职型的职务犯罪。

(三)思想原因

1、私有观念。私有观念的价值标准是以自我为中心，反映在职务犯罪问题上，主要表现为某些国家公务人员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以权谋私，有什么权就谋什么私，一旦利令智昏，就易实施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职务犯罪。

2、享乐至上的思想意识。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享乐至上的腐朽思想意识也随之涌入我国，并侵蚀着国家工作人员的灵魂，致使其抵御不了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这种享乐生活的诱惑，直至铤而走险，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实施各种职务犯罪。

3、拜金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同时也使某些国家公务人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金钱欲，他们崇拜金钱，向往金钱，一切向钱看，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不惜以权力作砝码，疯狂地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

4、特权思想。封建特权思想、家长制、官僚主义、裙带关系等思想意识，就像冥顽固不化的幽灵，深深地植根于某些国家公务人员的脑海之中，他们本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法律是管老百姓的等信条;有的利用职务之便去侵占国家、集体的财物;有的监用职权、徇私枉法、严重侵犯公民的人权利和民主权利;有的则利用职权，为违法犯罪的亲朋好友大开方便之门，甚至公开包庇，干预司法。

(四)法制原因

1、立法方面。由于缺乏从严惩处职务犯罪的立法指导思想，例如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都统一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与进行裁判，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这显然不科学、不合理的，更不利于惩治犯罪，保护人民，这是立法上一大缺陷。因此，就规范国家公务人员行为的法律、法规而言，无论在行政立法、经济立法还是刑事立法方面，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如刑事立法对新的职务犯罪形态未能及时反映，对某些职务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明显偏轻，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之间的刑罚比重明显不协调，相差悬殊、庇护前者。因此，对职务犯罪分子不仅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觉得有恃无恐、有空可钻。

2、执法方面。其一，由于立法不完善，因而在职务犯罪大肆泛滥的严酷现实面前，刑事惩罚功能显得捉襟见肘，司法机关面对一些新型的职务犯罪畏首畏尾、束手无策。其二，由于受官官相护、官民有别等封建意识的影响，因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尤其是当案情涉及到一些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时，往往下不了手，有时则以罚代刑，以经济处分、行政处分代替刑事处罚，草草结案，致使一些职务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一犯再犯。

3、法律监督方面。其一，目前对国家公务人员尚缺乏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尤其在某些方面尚处于无人监督、无法监督的状态，起不到早期预防的作用。其二，在当前党风、社会风气不正的情形下，一些知情者对职务犯罪分子也难以举报揭发，唯恐招致打击报复，加之说情风、关系网、保护伞等现象严重，致使某些职务犯罪分子有恃无恐，逍遥法外，进而发展成大案、要案等恶性案件。

(五)外部原因

1、在政治上。外部敌对势力往往以金钱、美色、帮助出国等作为诱饵，策动我国家公务人员投敌叛变，投奔西方，并为其提供各种国家机密，进行政治破坏。例如：原任辽宁省锦州输油管理处党委书记、纪检书记、工会主席、副处长付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20余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采取不同的方式将其获得的国家秘密、情报非法为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送达境外。

2、在经济上。外部敌对势力常以行贿为手段，向我国家公务人员套取经济、科技、商业等情报，进行经济破坏。例如：原电力部副部长查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日本三井公司提供山东邹县火电厂二期扩建项目招标，泄密受贿，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他们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也是罪有应得。

3、在文化上。外部敌对势力常通过各种渠道，向我国家公务人员传播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腐蚀其灵魂，使其丧失其抵御能力，一些意志薄弱的国家公务人员由此纷纷落马，陷入各种职务犯罪的深渊。

一、商业贿赂的危害性

商业贿赂中行贿者的动机是谋取商业利益，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蔓延开来的一种负面经济现象。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又是一种腐败行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危害表现在：

1．造成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竞争，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它使市场竞争变成贿赂、人情及关系网的恶性博弈。

2．造成物价虚高，特别是一些医药企业实行高定价、高回扣，加重了国家和群众的负担。

3．严重败坏了社会道德和行业风气。

4．通过商业贿赂，假冒伪劣商品流入市场，使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可乘之机，消费者深受其害。

5．妨碍了质量、价格、技术、服务等效能竞争手段作用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失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以实现其本有的价值。

6．行贿的经营者作假账虚报成本，接受贿赂的单位或个人不入账或隐瞒收入，前者抵税，后者不纳税，造成国家和地方税收大量流失。

7．国家工作人员接受贿赂，其后为保官或晋升行贿，严重破坏了国家廉政制度建设。

8．受贿者暗中出卖本单位利益，造成企事业单位管理的困难，严重破坏了企事业单位内部管理制度。

9．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国际评估机构对我国腐败程度的印象。

10．商业贿赂加大贫富差距，一部分人一夜暴富，更多的人却因在市场竞争中受到不公正的排挤而收入减少，从而使得贫困人口增多。

11．商业贿赂滋生洗钱和有组织犯罪，其引起的社会不满情绪又会加剧社会冲突，造成一系列的社会动荡和犯罪率上升。商业贿赂泛滥将使国家陷于犯罪率不断攀升的恶性循环。

12．妨碍政府职能的转变，商业贿赂导致的竞争不公、市场混乱和违法犯罪使得政府监管力不从心，政府部门不得不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的目标难以实现。

13．商业贿赂导致政府公共开支的效益被削弱，或者大打折扣。

14．商业贿赂盛行所导致的官商勾结和结党营私妨碍了法律政令的事实，诱发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加剧社会矛盾，妨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