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报昨天的社论《摒弃自我审查，为选民讲真话》对人大代表们不敢发言的原因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正是因为无所不在的“自我审查”和对权力的恐慌才导致了示弱噤声局面的出现。不过社论中鼓励代表们能坚守政治底线，从而最大限度地在议政空间内发挥代言作用的期望却过于理想化。能打破固有的官场风气、敢想敢言的代表当然有，但如果期望所有的代表们都有这样的觉悟则过于乐观。笔者认为，现行规则下要让“讲真话、讲实话”成为常态的关键还在于问责制度的完善，只有当“言而有效”时，代表们才有“想言”的冲动。

关注几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乐观地看到，代表们来自的社会阶层越来越广泛，少数族裔、弱势群体、女性代表们越来越多。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选出的代表们并没能改变两会制度存在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有质量、有广泛民意基础的议案不多，和百姓的距离没有拉近，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头衔化，开会走过场等现象仍然盛行。

期望思想更为开放的新代表们带来的“鲶鱼效应”为什么没能产生？究其原因，问责制度的缺失让代表们失去了代言的冲动。

拿“山西省政协委员八年内五次提案，未撤掉一个违规收费站”的例子来说，政协委员们难道没有发言吗？他们搜集了大量该收费站违规的证据，无论是从法理还是情理来看，收费站都应该裁撤，但实际情况却是收费站成了牛皮糖。而且我敢肯定，它肯定还达不上史上最牛的标准。比它更牛的海了去了，近几年的所谓“审计风暴”中，国家审计署哪一年都会审计出数以万亿的财政问题，而矛头也直指国家部委级的行政机构，魄力不可谓不大，决心不可谓不坚决，但问题解决了多少？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得到尊重。记者希望辛苦采写的稿件能刊发，评论者希望自己的观点有回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一样，如果提出的议案、建议不被关注，也得不到执政者的积极回应，反而因此被边缘化，那么出现万马齐喑的情况简直是必然。

因此，执政党如果真的期望出现代表们积极参政议政，为百姓说真话、说实话的局面，就不能让那些敢言的代表们永远扮演堂吉诃德和西西弗斯的角色，而应该进一步完善问责制度，赋予代表们更多的质询权、监督权，让他们说了没有白说，“让无力者用力，让有力者前行”，也惟有此举，方能化解代表们对权力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