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农村的改革发展作为讨论的主题，这实在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说它明智，是因为它找到了解决中国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内需问题的——钥匙。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苦于内需不足，因此只好寄望于投资和出口。由于投资存在很大浪费，而出口又以透支未来为代价，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受到限制，是一种质量很差的增长。

内需不足在于消费不振，消费不振又主要是因为农村拖了后腿。可以引两组数据来简单说明。去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6.8%，其中城市增长17.2%，县及县以下增长15.8%。今年前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8439.2亿元，虽然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1.9%，但按地区划分，市县零售总额54292.9亿元，县以下零售仅为14146.3亿元。广大的农村地区仅为城市消费的近1/4，这正是我国内需经济薄弱的要害之处。

农村市场的消费水平低下，并不是因为农民不愿花钱，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钱花。农民收入不高又有四个原因，一是农业生产效益低，目前中国基本上是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来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二是尽管很多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但从事农业的人口还是太多。一些专家估计，中国目前只需要1.6亿农业劳动力，农村至少还可以转移2亿劳动力出去。三是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等资产不能变成资本，这使得很多农民守着“财宝”却受穷。四是国民财富在城市和农村分配中，明显偏向城市集团，城市居民有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以及最低收入保障等，而农民则一切皆无，只能靠自己自力更生。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政府也曾采取多种方式来刺激农村消费，但效果不大，原因就在于，政府本质上代表的是城市集团的利益，而要解决农民的问题，仅靠农村和农民的力量是不够的，城市集团必须配合，放弃或让出自己的部分利益给农村。

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可能会让很多城市集团的利益既得者对解决农村内需问题的紧迫性有更清楚的认识。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外向型经济的弊端。对于已经全方位拥抱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来说，要想在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中自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差别只在于，损失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要减少外部经济动荡对自身损害就必须实现从外向经济向构建世界最大的内需经济体系的转型，而这个转型的焦点，就在于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再造。正是过去谁也不重视的农村市场，或许能拯救中国经济免受下一次金融风暴的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此次执政党要拿出勇气重构城乡分配关系的根本原因。

农民土地使用权和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应该是这次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一个切入点。农民只有获得可以自己支配、处置的资产和房产，才有参加市场经济竞争的资本和立足之地，并使得多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根据一些学者的估算，农村仅宅基地的市场价值就高达20万亿元，如果18亿亩耕地使用权可流转，那么将释放出更多财富，从而成为带动农村消费、城市化等一系列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

土地改革涉及到敏感的制度属性，废除城乡二元体制会触动城市集-团包括政府自身的利益，推动起来肯定会有很大困难。但中国现在必须解决农村的内需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