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最近，山东滨州学院刚刚上演了一场采集学生DNA的行动，五千多名本科男生全部被一一采血验DNA。日前，该校宣传部长称，采集DNA是配合警方建立流动人口数据库，校方不知道是为了破案，该校已经完成采集3600余人而非5000多人，采集样本也不只针对男生。而警方则表示，此举为了尽快破案，排除学生间的误会。

为建流动人口数据库也罢，为破案也好，采血验DNA，看似冠冕堂皇，问题在于，这种对人体生物样本的采集有没有法律依据?被采血者有没有权利知悉警方采集DNA的意图?

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第一次写入了生物样本采集。该法第131条的具体规定是，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这是滨州警方对数千人集体采验DNA唯一能靠得上的法条了。

遗憾的是，法律在此规定上用语谨慎而简约。从现有规定看，血液等生物样本的采集对象仅被限定在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对犯罪嫌疑人，也只有在对方拒绝检查、且侦查人员认为仍有必要的前提下，才可强制检查。

尽管从学理解释上，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人身检查就包括了体表检查和体内检查，故而采血等生物样本采集亦应归入人身检查之列，但法条中的强制检查是否包括采血验DNA仍存在广泛争议，因为法条表述将人身检查与指纹提取、生物样本采集作了分别列举。

即便采血可归入人身检查，滨州警方仍应回应两个问题：其一，这些被采血者是否均被归入犯罪嫌疑人之列?其二，采血验DNA固然有助破案，但因涉及个人隐私权及知情权，警方是否办理了审慎的报批程序，并尽到了告知义务?

显然，被采血者并不是进入了刑事司法程序的犯罪嫌疑人。若是，警方也应对其告知。

法律对侦查过程中的生物样本采集并未规定具体操作细则。司法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有的认为既然法无规范，那就由得侦查人员或鉴定人员自主操作，省得麻烦。有的则将之视同为搜查，要求须报公安部门负责人审批。从滨州学院这一事件来看，审批程序实有必要。且不仅审批应严格控制，采集对象的确定更应慎重规范。

犯罪嫌疑人的确定，理当宜窄不宜宽。动辄对数千人启动生物样本采集又不告知真相，已然对个体权利造成了实质侵害。

鉴于滨州一案的现实，下一步的司法解释工作不仅要规范生物样本采集的具体规程，也应为可能被侵权的无辜者提供可兹救济的管道与手段，并强化警方滥用人身检查权或生物样本采集权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