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经济形势处于浑浊不清的状态下，预测未来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对赌未来的税收也如出一辙。CFO需要辨别清楚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减税的性质、涉税风险、税收管控以及企业机会。

减税的性质和特点

中国新一轮税收的结构性调整稍早于近期所点明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当时的市场远没有今天这般糟糕，并缺少应有的征兆。上述政策调整具标杆意义的是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推出。新企业所得税八个百分点名义税率的降低，与眼下保GDP无关，是酝酿已久的事情。当时为了避免政府的岁入“俯卧撑”，政府在其他方面又采取了多项增税减支措施，包括企图使出口退税归零、提高资源税、从房地产业中用税费工具寻租，印花税的“半夜鸡叫”也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不过从性质上讲，当时的税收调整设计，总体偏重于解决企业高税负和经济结构扭曲问题，有减法也有加法，前提是财政盘子不能因税收调整而变小。属于“保守疗法”，政策上也谈不上什么积极。

采取包括转型在内的积极增值税政策、降低资本市场印花税、取消利息所得税、全面调整关税、清理房产业税费、消费税改革、提高出口退税率和个税起征点等，构成了政府新近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中“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内容。从性质上看，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和结构性减税对冲已经完全失去使用方向感的岁入——由于经济活动长期受制于财政拖累而作出的纠正，属于一种零和式自我救赎。

2009年，各级政府或将还会推出某些结构性减税组合。包括再调出口退税率和关税、下调甚至临时取消房地产业大部分税费、下调包括银行在内的服务业营业税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自2009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后，最值得企业关注的是一般纳税人17%增值税税率问题。17%的增值税税率与大多数国家相比都属于高的，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增值税率偏高的问题一直有些争论，只不过在当前形势下这个信号被放大了。人们对降低增值税率作为政府可能动用的最后手段仍然有一些期待。

减税力度低于预期

目前积极财政中税式支出(某些收入的放弃)的实施远比政府直接财政投入的大手笔来得保守。中央决策部门估计，目前已出台的所有减税、让利、减费措施，大约可以为企业减负5000多亿元。据此推算，剔除其中的减费因素，这个数字不足税收年收入的7%.而2008年在下半年税收增速有所放缓的情况下，全年税收收入仍然保持20%以上的增长率，远远超过GDP增速。

新出台的很多减税让利缺乏实质内容，作用也会有限。比如，增值税本身具有保持中性的内在要求，但为保收入，增值税长期在扭曲的状态下运行。后来，转型又成了对特定地区和行业的特惠政策工具。病入膏肓时，增值税转型的利多早已被消去大半。

比较特别的就是针对房地产的税收新政。毫无疑问，目前体现在房地产上的很多税费都是被相关权力部门用“抢劫”的形式加上去的，反过来又催生了整个产业的泡沫。现在推出的多项房地产减税减费政策大有回到2006年之前的趋势。不过，这个“还乡团”回来得实在晚了点。其实，购房的欲望冲动不但来自谋生的需要，还有一种收益预期，看跌心理一旦形成，减多少税费也不会发生实际的余额效应。直至今天，整个房地产市场结构的严重扭曲现象并没有回到从善如流的路上来，涉及到结构性问题，上帝也拿不出“速效药”。

密切留意税收风险

积极财政政策至少在表面上使大环境变得相当宽松，机会自不待言，而潜在的税收风险更应随时被CFO所关注。这种风险很大部分来自现实中敞开了不按常理出牌的窗口，人们很容易在“天文数字”面前失去警觉或对细节变得懈怠。比如，企业所得税降至25%以后，众多企业可能试图寻求获得更低税率的税收优惠安排。最常见的是对高新企业兼并收购。这似乎也是税收筹划师力推的最佳“节税”方案组合之一。但是，如果与集团相关联的公司把不能列支的一般性研发费用通过财务手段大量流向低税率的高新企业，可能就会在“不经意”间翻船。

即使是现代经济国家，税收违规与否的边界也并不总是那么清晰，何况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周*毅税案中的“关联企业间串开”行为在时下的企业中远非鲜见(实际比较普遍)。笔者曾把上述特定行为称之为“税收木马”，换句形象的说法就是政策的“山寨化”。当企业遭遇税收木马时，罪与非罪的最大可能已经超出税收之外。

在财务实践中，过于保守的税收策略并不为大多数CFO所接受。人们摒弃税收保守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不能确保企业利益最大化。何况政策性过强也并非意味着税收零风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些企业的CFO总喜欢把所有的涉税权揽于一身，认为这样能提升执行政策的高度，降低纳税成本。其实税权过于集中意味着税收风险会在一个更高层级上积聚，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伤及筋骨。与其让集权的幽灵发号施令，倒不如分散税权风险来得更安全。在积极财政背景下，分散税收风险也有结构性调整的内在要求。

CFO税务管理的目标是在防范税务风险的同时为企业创造税务价值。CFO既要确保税务风险被控制在政策底线内，又能使企业各环节衔接，以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按照新颁布的在上市公司中实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CFO税收控管重点应该侧重税收风险评估、风险控制活动的过程和包括外围环境在内的企业内部的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体制。其中较重要的是税收风险评估。税收风险评估可以准确识别与税收相关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确定企业能够承受的最大风险底线，包括整体税收风险承受能力和业务层面的可接受风险水平。

把握税收时间之窗

用足政策，须当机立断，以免错失机会的时间之窗。比如，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原来是隔几年调整一次，近年则年年有变。财政部等四部门日前发布的新版“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提高了部分不予免税技术规格的商品，惠及到几乎所有机械行业。同时，对部分国内不能满足要求的设备技术规格进行了适当下调，惠及汽车生产、塑料加工、棉花检测仪器、乳品生产等行业。然而，这是今年的政策，坐失这个机会，明年可能就没这块馅饼了。再比如，在当前特殊环境下，税务部门可能要推出某些相对较宽松的临时性税收“善举”，为保持健康的现金流，要注意充分利用特殊时期的税款缓缴、申报延期和社保费的缓缴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