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不认罪，那么就需要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以及现有的证据来进行判决。如果证据不足的话，那么就会进行无罪的判决。

《刑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我国法律对于非犯罪情节从重处罚只有法定从重处罚，不存在酌定从重处罚。

根据《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说明，酌定情节可以分为从宽情节和从严情节，并不存在从重情节。

我国法律对非犯罪情节需要酌定从重的，如累犯、毒品再犯、国家安全累犯等均以明文形式进行了规定，即一切非犯罪从重情节均为法定，不存在酌定形式。我国法律未授予法官拟制法律的权利，因此非犯罪情节从重处罚不存在法定以外情况。

一、其他的规定

一是赔偿不单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它包含超过直接损失的赔偿及精神上的赔偿。

比如一天工资10元。关一天赔你10元是不对的，要赔偿20元、30元，甚至100元。而目前以为这就算赔偿了。对于我来说，赔1万元我都不愿意关一天。道理很简单，失去自由的代价(或政府给公民造成的其它损失)决不能简单的以直接损失计算，因为坐牢可不是一种正常的生存状态，仅赔直接损失对受害者是不公平的，实际上等于纵容了政府的错误。试问，有哪个人愿意蒙受不白之冤在牢狱待几年出来后拿全部工资奖金呢？别说按平均工资，就是翻番也没人干。

二是赔偿是对行政、司法机关错误的惩戒，这是建立正常法治秩序必须付出的成本。

这些机关因为失误承担了巨额赔偿，而赔偿款是纳税人的钱，(尽管赔偿法有过失公务员承担部分或全部赔偿金规定，但实践中很少个人赔，二则个人也赔不起，缺少可操作性。)公民知道自己选择的政府犯了什么错误，促使人民监督它改正或者选择更好的人。对行政、司法机关来说，赔偿是教育他们的强制形式。一般来说，它们就会接受教训，下次谨慎的多。如果惩戒———赔偿不到位(太少或不赔)，行政、司法部门违法行为就会肆无忌惮地发展。比如说司法部门刑讯逼供致伤致死的赔偿，如果高额赔偿，对财政是很大的负担，对政府有压力，促使他们以后会接受教训，真心抓队伍建设，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不会像现在有些地方表面上抓得紧，实际上为了“破案”对刑讯逼供睁只眼闭只眼。

高额赔偿决不是“加重国家负担”，而是为了实现更远大的法治目标必须付出的成本，不付成本就不会进步，高额赔偿是为了以后少赔偿。这就是赔偿的进步意义，可以建立人民(外部)监督和自我监督的惩戒机制。从此意义上讲，赔偿金多并不是一件坏事，政府就会变得聪明一点，它是国家法治建设取得成果的象征。怕就怕根本不赔或象征性的赔偿，那才是法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