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这两句类比之语的潜在意思，就是强调孝的必要性：父母将子女抚养长大，子女对父母的养育应当怀有感恩心理，并且将回报父母落实到行动上。无论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对孝道的要求都不仅体现在文化风俗方面，法律条文中也有所强调。

现行《民法典》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与之相对，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也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这种规定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质，但现实问题往往要复杂很多，举个例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纵然有血缘之亲，也可能因为双方矛盾激化疏远反目，乃至约定断绝亲子关系。

出现矛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我们不论原因只论结果，一旦出现父母与成年子女相约断绝关系，甚至不止于口头约定，进一步通过书面协议明确了该结果的情形，子女的赡养责任，是否还需要承担？该约定本身有效否？履行或者免除赡养义务能通过附条件来实现吗？

案例分享（案涉人名均为化名）：

于老太和丈夫余某生育了5个孩子，除了儿子余四之外，与另外4个子女的关系尚可。余四与父母之间的矛盾要追究到30年前他结婚之际。当时余四娶妻成家，在彩礼和分房事项上想多争取父母支持，却没有全部如愿，余四因此认为父母偏心，每日吵闹，父母疲于应付。

余某和余四父子两人的脾气都很暴躁，吵了多次后，双方都放话称要断绝父子关系，于是特意请人来作证，签订了书面的协议，协议大致内容为余某和于老太与余四之间从此不再为父母子女关系，血缘之亲立字断绝，夫妻不要求余四履行赡养义务，余四可对父母生不养死不葬，他将来也不会继承父母的半分遗产。

协议签完，余四便收拾东西带着妻子去外地打工，多年来再未回家探望过父母，也从未给付赡养的费用，转眼几十年过去，余某病重住院，他知道自己时日不长，想在临终前与儿子达成和解，余家其余兄弟姐妹纷纷联系余四，转述了父亲的意思，但余四以父子关系已经断绝为由，拒绝面见病重老父。

此事让于老太极为伤心，余某去世，于老太处理完丧葬事宜之后，将余四告上法庭，要求余四每年定期支付抚养费用，按月需250元计算，此外因自己年老多病已经丧失劳动能力，日常医疗开支依赖子女，余四也应当与4个兄弟姐妹共同承担，承担部分为总额的五分之一。

余四到案后拿出了多年前与父母签订的《断绝关系协议》，表明当初他与父母系自愿签订了该协议，协议内容均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和胁迫等无效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持续发挥作用。

何况他放弃了继承父母遗产，母亲也有其他4个兄弟姐妹赡养，不存在生活困难问题，时隔多年，于老太再以赡养义务为起诉要求自己承担赡养费用，他没有理由答应。

【以案释法】

根据《民法典》第143条的规定，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3个条件均满足的情况下，民事法律行为有效，本案中余四声明自己对母亲的赡养义务已经免除，就强调了前面2项条件，但他忽略了第三点。

除了父母送养子女，子女不再对生父母承担赡养责任，父母对子女实施了严重犯罪行为，丧失要求子女赡养的权利，成年子女没有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之类特殊情形，子女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不得随意免除，以签协议这种人为形式排除该义务，不仅于法无据，也背离了社会公序良俗。

换句话说，余四以多年前和父母签订了断绝亲子关系、免除赡养义务的协议为由，主张他不需要承担赡养义务给付相应费用，是不合法的，当初余四与父母签协议时附加了条件，《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附条件并非完全凭个人的自由。

有些因其性质，是不被允许附条件的，比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特殊，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建立在这种特殊身份关系的基础上，先天就具备了人身专属性，血缘之亲根本无法凭一纸协议或者其他什么法律途径抹掉，法律既然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父母的法定义务，该义务就不得约定附条件免除或履行。

另根据《民法典》第1067条第二款，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可以行使权利，要求意图逃避责任的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余四与父母签订的那份协议本身就无效，至于他主张的已经放弃继承父母遗产，母亲于老太有其他4个兄弟姐妹负责赡养，生活不存在困难，他无需再履行赡养义务，在法律的角度同样站不住脚。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因此最终余四的主张未获得支持，法院判决其应当继续履行赡养的义务，于老太依然可以要求这个儿子给付赡养费，承担她的医疗费用。

结语

父母与子女签断绝亲子关系的协议，这种解除双方关系的做法，呈现出明显的传统“家有家法”式封建认知色彩，通过此类约定免除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没有法律约束力，父母生养抚育子女长大的过程中充满艰辛，出现家庭矛盾最好坐下来协商解决，而不是走极端轻言断绝关系，不仅容易引发纠纷，也不利于一个家的和谐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