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和8月，世界银行行长和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将分别进行改选。改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仅仅是由于当前世界银行行长的候选人之一有女性，更不是由于美国《洛杉矶时报》认真呼吁将著名摇滚乐队U2的主唱波诺推举为候选人。事实上，从2004年初，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简称IMF)总裁克勒辞职引发的权力角逐开始，在这些多少看来有些让人吃惊的现象后面，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尽管在10年前，整个世界都已经开始谈论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影响，但是真正让国际经济组织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焦点的，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以后。从那时开始，包括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乃至亚洲开发银行等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已经在经济全球化中凸显国际援助和协调的应有作用。但是，很多有识之士也开始思考：国际经济组织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究竟在替谁说话?国际经济组织主要领导的换届及其背后的权力角逐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三大支柱对世界经济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按照国际经济组织的不同职能侧重，大致可以分成援助型和协调型两大类。

援助型的国际经济组织相对较多。例如，IMF的宗旨是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在成员国之间促进汇率稳定，防止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其具体措施就是，当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时候，提供援助资金，稳定市场，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因此，在整个金融危机频发的20世纪90年代，IMF就像一个国际救火队，倾其所有，为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贷款。但是，为了让资金援救能够达到最终的目的，基金组织就要按照自己的经济理念，向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提出一整套结构改革方案作为前提条件，即所谓贷款条件性。毫无疑问，各国不一定适用于基金组织的万能药方，更不可能因援助计划而立即改变经济制度。因此，IMF的援助往往引发争议。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IMF以全面自由化和紧缩为主要特征的贷款条件，在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引起了强烈的抵触情绪。IMF在亚洲迟缓的援救行动和此前对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迅速反应，让人们开始考虑，这些明显具有双重标准的援救决策背后可能隐含的地缘政治因素。

同样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世界银行宗旨是通过促进生产事业的投资，开发成员国的生产资源。因此，其具体业务是对发展中成员国提供长期贷款，资助他们兴建某些建设周期长、利润率偏低、但又为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建设项目。显然，世界银行通过什么方式实施贷款项目、为什么样的项目提供贷款，可以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基础设施部门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建设。其对一个国家在长期内潜在的经济增长和结构改革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亚洲开发银行则是与世界银行类似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其宗旨是促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合作。

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银行、IMF被并称为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属于协调型的国际经济组织。作为各成员国国际贸易的协调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在制定世界贸易规则上对世界经济具有强大影响力，而它在解决贸易争端方面的职能更直接涉及到世界各国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世界贸易组织也强调他们与IMF和世界银行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致性，避免政策冲突。

身份困惑：赞助者还是股东?

毋庸置疑的是，以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否认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是不可取的，而承认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也不等于承认国际经济组织的完美。去年以来，围绕国际经济组织领导层换届展开的权力之争，也向我们展示了在国际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方面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些问题。

从国际经济组织的本质看，不论是援助型还是协调型，都应该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其最终利益是为了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因此绝不能够被一些国家操纵，成为控制其他成员国经济的工具。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世界各国才有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动力。因此，尽管可能存在发展理念上的差异和争论，但是，国际经济组织在本质上是非商业性的。

然而，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并且在以IMF和世界银行等援助型国际经济组织中表现最为明显。由于IMF和世界银行的援助资金是由成员国根据自己的经济规模和实力缴纳的，尽管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全球公共产品的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一些大国却不是作为赞助者而是以股东身份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决策活动的，它们直接组成股东会和董事会，聘任总裁，按照股权来进行投票表决。这种完全公司化的制度安排在本质上等同于公司的运作和治理结构，从而抹杀了国际经济组织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者在内部治理结构方面的特殊性。

这种将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经济关系公司化的一个最新表现，就是由IMF第一副总裁，著名国际金融学家安妮.克鲁格女士提出的国家破产计划。按照她的理论，当一个国家在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时，可以像个人和公司一样宣布国家破产并受到法律保护，停止偿付债务，但是国家的经济自主权将受到极大的约束。

正是依据这种公司化的制度安排，在国际经济组织主要领导人换届时，候选人的确定和最终当选人的产生几乎完全是由小范围的大股东之间决定，具有极大的内部性和神秘运作的可能。这种情况在世界贸易组织这样比较明显的协调型国际经济组织中，则更多的表现为平等权利下潜规则的含蓄。

中国的关注点

如果说目前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存在很大的问题，而短时间内又找不到有效的替代方案，那么至少可以借鉴一些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进展，并且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逐步实现动态化调整。

首先，根据世界经济总量、世界贸易规模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扩大情况来扩大国际经济组织的总份额规模，同时，根据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重新分配，以反映新的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改变少数国家在治理结构中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状况。其次，增加类似于独立董事地位的基本投票权。在IMF成立的时候，为体现成员国之间的平等地位，在被份额决定的投票权外象征性的设立了250个基本投票权，但是比重很低，无法真正影响IMF的决策，基金份额仍是投票权的决定性因素。此外，还可以调整表决通过的比例规定，降低大国可能因此具有一票否决的可能性。最后，要针对在各个国际经济组织中，从副总裁、董事和工作人员等不同管理层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比例。

与2000年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人选的建议相对应，2004年，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都表现出打破原有惯例的意向，说明对以IMF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治理结构改革要求已经日益迫切。而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就已经担任了副行长的职务。由于世界银行贷款在中国早已遍布包括医疗卫生、环保、农业林业和交通电力等行业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基础设施部门，世界银行行长的人事变更将对未来世界银行的中国项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自然得到国内众多人士的关注。而随着中国出口的迅猛增长，在去年出口总额将近6000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的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在近年内提起的反倾销案件中涉及中国的就超过600起，占世界贸易组织自1995年正式运作到2004年6月2537起反倾销调查的四分之一。在2005年更可能迎来一个新高潮的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人选就更引人瞩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