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同的两类程序，由于强制执行的性质使然，在执行中，效率是第一位的价值目标。由于实现债权人的权利是民事执行制度的首要目的，因此，谋求债权人权利的迅速满足是各国民事执行立法首先考虑的因素。

民事执行中效率原则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体现：

1、实行当事人不平等主义。在执行程序中不采用双方当事人辩论、两造对抗的形式，而由债权人申请，法院予以执行，不需要等待被执行人的答辩、辩论。人民法院依执行根据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并不要求申请执行人充分举证证明，也无需法院查证某项财产确实属于被执行人所有或支配，更无需在执行程序中进行言辞辩论确认财产系被执行人所有，执行机关在执行中只须依通常的标准认定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所有就可予以执行。

2、执行机构单设。从国外及相关地区的规定看，一般都实行执行机构与审判机构分离，执行机构单设，执行事务或由行政机关实施，或由法院单设的机构实施。无论是由行政机关执行还是由法院单设的执行机构实施，其目的都是尽快执行裁判，使执行机构的职能单纯化。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机构不处理实体问题，不负责解决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纠纷或其他未决的纠纷。

3、必要的强制、惩罚手段。民事强制执行，是运用国家公权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在强制执行过程中，难免会遇上被执行人的抗拒与暴力。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减少执行程序的阻碍，使执行能够顺利而迅速地完成，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执行人员可采用必要的强制手段迫使债务人履行。除此以外，许多国家和地区还规定了对不履行裁判的债务人一定的惩罚措施。

4、程序迅速、简化。民事执行程序要尽量简化，缩短办案周期，尽可能地迅速满足债权人的利益。如果程序复杂、时间太长，则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

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民事执行程序相比，我国的强制执行程序对债务人失之过宽，造成执行的疲软，违背了执行的效率原则。这主要体现在：

1、过于强调对债务人的说服教育。在执行程序中强调说服教育实际上混淆了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区别，造成了对债务人的执行疲软。由于说服教育纯粹为一项政策性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法律行为，因此无法在执行程序中设立可操作的具体规则。另外，说服教育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执行机构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做好思想工作，但不能以说服教育作为执行的必经程序，更不能将其上升为民事执行的基本原则。从实践中看，由于强调说服教育原则，债务人往往抱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态度软磨硬泡，顶着不执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说服本已在诉讼程序中让步的债权人在执行过程中再一次让步。最后，在执行前向债务人发出通知要求其限期履行无疑为当事人通风报信，为当事人隐匿财产、转移标的物创造了条件。

2、强执、惩罚手段不足。从强制措施来看，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的期限在15日以下，显然太短，不足以起到威慑的作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罚款金额，数额也比较低。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规定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才能判刑。对于什么情况属于情节严重，法律缺少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没有达到人员伤亡的，一般是不可能定罪量刑的。遇见当事人暴力抗法的情形，法院还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侦查后交检察院起诉，法院才能对其定罪量刑。我们国家的这种规定与美国法院法官可以直接判定当事人藐视法庭罪相比，程序复杂得多，实用性当然也小多了。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强制执行立法的工作，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强制执行的立法原则，强制执行制度应该以追求快速解决为目的，我们在执行的理念上应该转变，立法应首先考虑如何才能保证执行的效率和速度，在执行的措施上和对被执行人的惩罚力度上都应该有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