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客体一词为现代刑法理论之用语。毫无疑问，任何犯罪都是对统治关系的否定。盗窃罪侵犯的是现存的财产权关系，现代刑法学者对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为本权说，认为盗窃罪的客体为他人所有的财物而非他人占有的财物，他人的占有只能是根据合法原因对财物的占有。另一种为占有说，该说将盗窃罪所侵犯的权益看作是单纯的财物本身。客体不应只限于所有物，还应包括占有物，因此保护所有权更重要的是要保护被占有财产的财产秩序。至于占有是否合法，则在所不问。

古代刑法对这一问题未予回答，但在《左传·昭公七年》中有如下记载：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意即窃取他人行盗后所隐藏的赃物，也是盗窃罪。可见盗窃罪的成立并非以被盗人对被盗物享有正当权利为前提，只要是侵害了事实上的占有，就可以成立盗窃罪。这和现代刑法中的占有说极为相似，因为中国古代刑法均采社会本位主义，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保护现实的占有，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现代刑法中对于盗窃罪对象未加特殊限定，认为一切具有价值的动产均可成为被盗物。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文明不甚发达，越是在早期社会，社会财富就越是匮乏。秦以前，凡能作被盗之物者，均加以列举。如《大戴礼千乘》中规定，可作被盗之物限于以下三项，其一，财贿，即贸财;其二，六畜，即马牛羊豕犬鸡;其三，五谷，即黍稷麻麦菽。这一规定在秦简中还可以找到依据，《法律答问》中有：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何论?赀徭三旬。盗的对象是桑叶，不属被盗之物，故不能按窃盗之法定刑来处罚，而只能处非刑罚之赀徭三旬。这里定赀徭三旬，并不是因为盗赃不盈一钱，也就是说不以赃值多少钱而定，如《法律答问》载：士伍甲盗一羊，羊项有索。索值一钱，问何论?甲意所盗羊也。而索系羊，甲即牵羊去，议不为过羊。这里牵羊绳虽值一钱，也未被看作被盗之物。

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被盗之物的范围也随之增大。到唐时，便不再加限定了。《唐律疏议》依物品之属性划为几类之后便说：物有巨细，难以备论。略举纲目，各准临时取断。

值得注意的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可成为被盗之物的，还包括奴婢在内。奴婢同于资财。奴婢财人，律比畜产。奴婢、部曲，身系于主，奴婢合由主处分。(《唐律疏议·名例》)这些奴婢或因赏赐或因买卖而来，完全丧失自由及人格，成为一种商品，可以任意转让、出卖和处分，当然也就可成为被盗之物，由此也可看出，古代刑法维护剥削利益的阶级本质。

古代刑法在关于不作为犯和过失的定罪方面也有规定：

盗窃罪为作为犯，纯粹的不作为不能单独构成盗窃罪，关于这一点，古今刑律的认识是相同的。不作为虽不能单独构成盗窃罪，但可以构成盗窃罪的帮助犯。对此，唐律、明律中均有此规定。《唐律·厩库律》库藏主司搜捡条规定：诸有人从库藏出，防卫主司应搜捡而不搜捡，笞二十;以故致盗不觉者，减盗罪二等。若主掌不如法以故致盗者，各加一等，故纵者各与同罪《大明律》仓库不觉被盗条说得更为明白：凡有人从仓库中出，仓库直属官攒斗级库子不觉盗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故纵者，各与盗同罪。

盗窃本属故意犯罪，且还有贪利和非法占有之意图，而过失一般不构成此罪。只是因行为人的过失或错误，致事实上形成非法占有且有隐藏和抵赖情形时，司法实践才有作盗窃论处的。如购布匹者因疏忽大意挟带货主布匹，货主追索时，百般抵赖而不予返还，此类行为，一般作盗窃处理。以上为现代刑法理论的观点。古代刑法对过失占有他人财产者，一般不作盗窃论处。不过也有例外情形。汉时，许广汉因误取他人马鞍而被劾以盗窃论死便是著例(参见刘柱彬：《中国古代盗窃罪的产生、成立及处罚》，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6期)。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对盗窃案的审理和定罪上，其程序越来越完善，这是现代法律有别于古代法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法律对于窃贼的审判和定罪，在法律程序上是很不完善的，许多情况下是取决于犯罪行为人的地位和审判人的好恶等因素。而现在对于盗窃案的审理，其法律程序比古代的程序要客观得多，也比古代的程序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