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聚众斗殴罪犯罪中止的认定，难点主要存在于在整个聚众斗殴罪既遂的情况下，其中的某些个人是否存在犯罪中止的情况。根据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论，在共同实行犯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互相联结，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各共同犯罪人不仅要对本人的行为负责，而且要对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负责。因此，共同实行犯中某一共同犯罪人的犯罪中止，应当以阻止其他共同犯罪人继续实行犯罪或者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为必要条件。对于这个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有两种立法模式，即客观说和主观说。如《韩国刑法典》第二十六条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行为人自动中止或者防止其结果发生的，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就要求行为人自动中止的行为足以使整个犯罪行为不能继续发展或者犯罪结果不能发生，否则，即使个人中止犯罪，也不能按犯罪中止论。这属于持“客观说”的立法模式。而《德国刑法典》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数人共同加功于犯罪，其中因己意而防止犯罪的完成者，不受未遂犯之处罚。犯罪非因中止者之所为而不完成，或犯罪之遂行与中止者以前之参与行为无关时，如果因己意防止犯罪完成之诚挚努力，亦足免罚。”这就是说，由于中止犯的主观放弃，其人身危险性已经明显减少，所以，在共同犯罪的情形下，如果某些人放弃其犯罪行为，即使未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也应视其诚挚努力而免除处罚。这是持“主观说”的立法模式。有学者指出，由于在某些共同实行犯中，每个人的行为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聚众犯罪某个行为人自动中止了其本人的聚众犯罪行为，就可以认定为中止犯。这就是“不以制止其他共同实行犯为条件的犯罪中止”。也有学者指出，共同实行犯的犯罪中止，应区别结果犯和行为犯：在结果犯的情况下，中止犯不应仅仅消极地停止自己的犯罪行为，而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整个犯罪结果的发生；在行为犯的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只要中止犯自动放弃自己的犯罪行为即可成立犯罪中止，而不要求其阻止其他共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另外对于共同实行犯中的组织犯，成立犯罪中止不仅要求本人放弃犯罪故意和犯罪行为，而且要求其解散犯罪集团。上述“客观说”和“主观说”两种理论观点各有千秋，笔者站在司法实务的角度比较倾向于“主观说”。对于聚众斗殴罪，在整个聚众犯罪既遂的情况下，某些个人是否存在犯罪中止，笔者认为，聚众斗殴罪属于聚众犯罪，应区分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在案件中的作用加以具体分析。对于首要分子，在组织、策划、指挥他人到达现场后，看到形势不对而自动逃离现场，或者虽然劝阻了其他参加者，但是劝阻无效，斗殴行为仍然发生的，就不能按照犯罪中止论处。但是对于积极参加者，虽然其在聚众过程中积极准备工具，但是到达现场后因害怕而自动中止继续实行斗殴行为的，就可以考虑按照犯罪中止的处罚标准予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另外，对于聚众斗殴预备阶段的中止形态，由于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一般情况下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即使构成犯罪，亦可免除处罚。总之，在司法实践中，应充分考虑犯罪中止是为犯罪分子自动停止犯罪行为所设置的刑事政策，这不仅有利于促使犯罪分子在关键时刻幡然悔悟，对于减少和预防犯罪也有非常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