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一项刑事强制措施，这项措施对侦查机关非常有利。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公检机关与律协两方势力进行了多轮博弈、厮杀，在侦查机关的据理力争和坚持下，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诞生了。

新《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情形有两种：第一种情形是重大贿赂犯罪，衡量“重大”与否的标准有3个，贿赂数额50万元以上、或者有重大的社会影响、或者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第二种情形是嫌疑人在当地无固定住所。

当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在适用中，主要存在以下两大问题：

1.存在“变相用”的问题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适用前提是“存在有碍侦查的情形”。而基层办案部门普遍把这项措施作为破解“侦查时限瓶颈”难题的制胜法宝，大家都尝到了“甜头”，能用就用。可以说，出发点就错了。在这样错误的逻辑起点上，大用、特用、甚至变相用的问题就出现了。

这也是当前理论界持“废除”观点的专家、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焦点问题，一种比较尖锐的批评声音是：侦查部门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与拘留、逮捕相比，嫌疑人被讯问期间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有专家、学者甚至提出了两条修改法律的建议：一是犯罪嫌疑人在当地无固定住所时，本人或其家属有在当地选择租房的权利;二是嫌疑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侦查部门传唤、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应予规范，特别是禁止以谈话的方式变相讯问犯罪嫌疑人。

2.存在“刻意用”的问题

因为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标准规定比较粗糙，办案部门为了达到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目的，存在“主观创造条件”的现象。

监视居住在有关问题的处理，有关法律会有不少的限定，因此自己需要合理的尽心规划，但是问题的处置，会有不小的争议，但是在生活上的需要自己进行一定的咨询，只要自己符合有关的规定就可以有效的处理，所以有关的当事人需要积极的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