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假释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根据我国《刑法》第81条规定，适用假释必须遵守下列条件：

（一）法定的对象

条件

并不是所有的罪犯都可以适用假释。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假释。

假释是对犯罪分子有条件地提前释放，同时，国家并不排除对其继续执行尚未执行的那部分刑罚的可能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假释不适用于被判处其他刑罚的犯罪分子。

（二）法定的实质条件

犯罪分子认真遵守监视，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至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假释的实质条件或者关键条件。犯罪分子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的，应当认为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服法；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和监狱纪律；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爱护公物，完成劳动任务。

不致再危害社会，是指罪犯在劳动改造期间一贯表现好，确有悔改表现不致重新犯罪的，或者老弱病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

此外，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把握适用假释的实质条件，还须特别注意以下问题：第一，为了贯彻对未成年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未成年犯的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犯依法适度放宽。第二，对罪行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主犯、惯犯的假释，主要是根据他们的改造表现，同时也要考虑原判的情况，应当特别慎重，严格掌握。

（三）法定的刑罚执行时间条件

假释只适用于已经执行一部分刑罚的犯罪分子。根据我国《刑法》第81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才可以适用假释。对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罪犯，仍应按原判无期徒刑实际执行10年以上，才可以适用假释。对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适用假释，执行原判刑期1／2以上的起始时间，应从羁押之日起计算。

为了使假释制度的运用有必要的灵活性，我国《刑法》第81条同时规定：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特殊情况应包括如下情形：（1）罪犯在服刑期间有重大发明创造或突出的立功表现；（2）罪犯已经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并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会再危害社会；（3）罪犯有专门技能，有关单位急需使用；（4）罪犯家庭有特殊困难，需本人照顾，请求假释的，在司法实践中，须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证明。但对犯罪集团的首犯、惯犯和罪行特别严重的罪犯除外；（5）为了进一步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执行对未成年罪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对犯罪时未成年，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6）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某些具有外国国籍或不属于大陆籍的罪犯而适用假释；（7）其他特殊情况。

（四）不能适用假释的情况

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不得假释。（1）不管对罪犯所判处的是什么刑种与刑期，对累犯不得假释。（2）对实施了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并且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不得假释。暴力性犯罪除了上述列举的几种犯罪外，还包括其他对人身行使有形力的犯罪，如伤害、武装叛乱、武装暴乱、劫持航空器等罪。（3）对于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暴力性犯罪人，即使减刑后其刑期低于10年有期徒刑，也不得假释。

此外，法律对适用假释规定了严格的司法程序，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根据刑法第82条规定，对于犯罪人假释的，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符合假释条件的，裁定予以假释。

关于假释的撤销，修订的刑法在保留原刑法中因再犯新罪撤销假释规定的基础上，吸纳了《监狱法》第33条的关于违法．行为导致假释撤销的规定，并首次将发现漏罪也作为撤销假释的条件，这被认为是新刑法对假释予以完善的重要体现。显然，修订后的刑法关于假释撤销条件的规定，放宽了假释撤销的条件，对假释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对再犯新罪，不区分故意与过失，一律应当撤销，是否足取？而漏罪之发现若缘于被假释犯的主动交代呢？将假释必撤销条件扩展到一般违法或违规行为是否适当？

撤销

第一，假释的发动基于对受刑人人身危险性业已消除的认定和在监督考察下不再危害社会的期待。在考验期内若故意地再犯新罪，应当撤销假释是无可争议的；但若出于过失再犯，尽管也可能造成或大或小的社会危害，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故意再犯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两种主客观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行为却呈现完全相同的法律后果，是不是有违公平原则？笔者因此建议将过失再犯的假释撤销由立法规定的必然撤销改为由法官根据过失大小和致害程度进行的自由裁量，也即假释考验期内因过失再犯，可以撤销而非应当撤销假释。

第二，由于假释是以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在危害社会为根本条件，故而如犯罪分子有意隐瞒自己的罪行，足以说明其无悔改表现，亦难以确认不致再危害社会，应当撤销假释当无异议。但是，如果罪行是被假释犯主动坦白交代的，所以应区别对待。其一，如果所坦白交代的罪行相对较轻，综合考虑仍然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相应延长假释的考验期，不撤销假释；其二，如果坦白的罪行比较重，中国同意对漏罪区分对待的学者于是认为应当撤销假释，实行数罪并罚②。笔者的意见是不妨作与故意再犯和过失再犯相同的罪质区分，如该较重的罪行系假释犯故意所为，则应当撤销假释；如过失所致，则是否假释交由法官裁量。

第三，将违法行为作为假释必然撤销的一个条件是中国对假释犯重管束轻保护的一个明显体现，笔者以为并不足取。假释考验期是促使假释犯重返社会的过渡阶段，是其从监禁生活到社会生活的磨合。假释犯在这一期间出现生活、求职和交往上的困难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由此导致内心的不安、失衡、怨恨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出现反常行为、显现再犯之虞。也正因为如此，才说明了假释犯在重返社会生活的过渡期里对其监督管束，保护指导的缘由和必要性。如果一旦真有违法违规行为，监督帮助应是比一律不问因由、不分违法行为之轻重而撤销假释使之重回监狱更符合行刑规律。严重违法，应当撤销；轻微违法，可以撤销或采取相应的惩救措施如采取警告、要求作出保证或增加新的特定义务，以尽量维持假释已取得的效果。

上述针对现行刑法中教条的、毫无弹性的规定所作的建议可归纳如下：将刑法规定的假释撤销事由分列出必撤销事由和可撤销事由，从而在撤销方式上体现出层次性、过渡性，兼具灵活性和合理性，建立必撤销制和得撤销制相结合的假释撤销制。这一立法例已被中国的台湾及澳门，瑞士，甚至假释条件极为苛刻的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和地区采纳③。在中国目前的刑法体系和立法司法现状之下，以上设想的实现有一定难度，但随着社会条件的成熟和立法的进步，这至少可成为日后一个努力的方向。